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

　　“埃尔曼先生，您好。您要取这么一大笔钱吗？”　
　　经理注视着埃尔曼，顾客围绕在他身边。经理的目光与范·奥尔森的目光碰上了。　
　　“埃尔曼先生，您要做一大笔生意？”　
　　“是的。很急迫。”　
　　玻璃大门外的那个穿白色上衣的男人还在来回走动。　
　　“很好，埃尔曼先生。但这是一笔极大的款子，我们得需要时间筹集。您能过半个小时再来一趟吗？”　
　　埃尔曼先生又一次用询问范·奥尔森，但是他好象在看别处。埃尔曼认为他同意半个小时以后再来。　
　　“好吧！”他说道，转过身去。　
　　他走出银行，几秒种后，范·奥尔森也跟了上来，他小声说：“我们可以到一家酒巴去等……”　
　　当范·奥尔森和埃尔曼在酒巴等待时，银行经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电话召来保安处处长。处长曾是国家安全局的，长相象个农民但很狡猾。他听取了经理和银行职员的讲述后，下了结论：“如果仅仅是敲诈，您的顾客不会这么慌张和害怕。大概是要绑架，他有家室吗？”　
　　“他有妻子。”　
　　“有年龄小的孩子吗？”　
　　”我想没有。但我知道他有个17岁的儿子。”　
　　“好吧，我们想办法弄清楚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拿起经理室的电话机。经理从来没有象这几分钟内那么痛苦。处长时不时地停下来对经理说话，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了。　
　　“别这么拖着……无论如何得准备好钱。喂，弗雷迪吗？马上到这来，我这儿有你干的活儿。您快去准备钱，但要新票子。喂，吉米吗？去看看埃尔曼的妻子是不是在家？他们的儿子在什么地方？您去准备新票子，但要记下号码。喂，警长吗？您至少准备好三辆警车，这里肯定会有麻烦。”　
　　20分钟后，国家安全局的老特工人员放下电话机。他的平静与职员的慌乱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微笑地说：“现在只有等待了。”　
　　30分钟后，埃尔曼先生又一次走进银行。范·奥尔森随即也跟进来。一个职员跑到经理办公室；“他来了。”　
　　“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保安处处长指示道，但是我想付款员得让他等一个收据，是不是？”　
　　“是的。”　
　　“让我看看收据的格式。”　
　　职员拿出表格。　
　　尽管埃尔曼先生竭尽全力，还是做得一点也不自然：他的雪茄烟不断的熄灭，而且每次他都点不着火，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但是付款员却轻松自如：他当着埃尔曼的面点着10万美元，对站在大厅另一头的范·奥尔森毫不在意。范·奥尔森一直盯着付款员。最后付款员用左手把一叠叠钱推向埃尔曼先生，用右手递过收据，但收据上写着钢笔字：“如果您受到威胁，转一下收据的方向。”　
　　埃尔曼先生不敢瞧范·奥尔森，但是他知道自己受着范·奥尔森和在大玻璃门外那个穿白色上衣的男人的监视。在他们在酒巴等待的时候，范·奥尔森给他解释了他们与主要人物都有无线电联系。此刻他们正保持着联系。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佛罗里达。总之，电话不是给狗预备的，稍有差错，反击将是顷刻之间的。只需要两分钟他在意大利的妻子和儿子就将因他的微小闪失而丧失生命。　
　　埃尔曼先生又读了一遍纸上的字，他用颤抖的手在收据上签了字，然后非常小心地把收据按原来的方向慢慢地放回原处。　
　　几秒钟后，面对着惊呆的付款员，埃尔曼先生把10万美元放进公文箱里，然后在穿白色上衣男人的注视下走出银行。半分钟后，范·奥尔森也随他走出银行，手里拿着一只空公文箱，”　
　　他们在最近的车站碰头，在车站上他俩都上了车，在下一站快到时，他们交换了公文箱。埃尔囊先生的10万美元易了主。　
　　但是在银行经理办公室里正乱成一团。保安处处长却是胸有成竹。　
　　首先他的同行弗雷跟踪着埃尔曼先生：一辆伪装的警车注意着他并用无线电与其他警车保持联系。其次，埃尔曼的恐惧越来越使人想到是绑架。最后，那个叫吉米的人告诉他，埃尔曼的妻子和儿子正在意大利度假，住在菲诺港的斯普伦山多旅馆里。他们通知了国际刑警组织，后者可以打电话通知埃尔曼太太。　
　　范·奥尔森说得对，电话不是为狗预备的。在两分种内，国际刑警组织找到了埃尔曼太太。　
　　“我是在迈阿密给您通话，您身体好吗？埃尔曼太太？”　
　　“很好，谢谢，有什么事？您是哪位？”　
　　“您丈夫的一个同事。您丈夫想知道您的消息，但是他整个上午都无法给您打通电话。”　
　　“可我一直立在这儿。”　
　　“您儿子呢？”　
　　“我儿子也挺好，”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游泳池，但他马上就回来，天一黑就回来。”　
　　“您肯定吗？”　
　　“我在这儿就能看到他……”　
　　“您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不正常吗？埃尔曼太太？”　
　　“没有。”　
　　“好，谢谢，埃尔曼太太。”　
　　“等一等，您的电话令我担心，我丈夫真得没事吗？”　
　　“没事，埃尔曼太太。您不必担心。但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可能会来找你们，他们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什么也别担心。再见，埃尔曼太太。”　
　　经理、职员们和保安处的同行们听到电话的结果都很吃惊。　
　　“那么说这不是绑架了？”经理说。　
　　保安处处长想了一会儿：“可能不是绑架，但也可能是一回事。也许那边的枪手已把枪对准了埃尔曼太太的儿子，那么，只需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三个男人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前边两个是拿着空公文箱的埃尔曼先生和拎着沉甸甸的公文箱的范·奥尔森。第三个人，就是那个叫弗雷迪的警察。他急于要赶上那辆一直跟在公共汽车后边的警车。埃尔曼叫了出租车，范·奥尔森也叫了出租车，然后他们朝不同的方向驶去。　
　　刚一到旅馆，埃尔曼先生就直奔办公室，给他妻子打电话，叫她马上回来。一个警察未经通报就闯进来问道：“埃尔曼先生，没事吧？”　
　　“没有。”　
　　在意大利，两分钟以前，罗马国际刑警组织通知了菲诺港警察局。在斯普伦蒂多旅馆一个意大利宪兵要求见埃尔曼太太。勇敢的女人在她的房间里穿好晚服正打算去吃晚餐。当宪兵关上窗户时，她完全惊呆了。宪兵让埃尔曼太太叫她儿子进来。他向她母子宣布：“请别介意，……我们必须在一起度过1个小时。”　
　　然后他打电话通知迈阿密方面。　
　　当迈阿密得知埃尔曼太太和她儿子的安全有了保证，一支警察部队包围了一个车库，几分钟前范·奥尔森和那个穿白色上衣的男人刚刚走进去。　
　　探照灯。警告。两个男人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因为他们没有武器，也从来没想要过武器，也没想到使用手枪。埃尔曼太太和她儿子根本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　
　　这一切不过是范·奥尔森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他坚信用足够的胆识和钢铁的意志，选择好对象，利用对方的弱点就可取胜。这个机械修理工对他年轻的同行乔有真正的吸引力，他说：“我准备去干一场。你只要在30米以外的地方跟着我。你穿一件白上衣好引人注意……只消过1小时，我们就能共享10万美元了。”　
　　他们虽然有时间去共享这10万美元，却没有时间去花一分钱。　

　　
　



第一劝业银行的电脑



　　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在东京的大街上奔跑着。在日本人中，他算是个英俊的高个子，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是日本电视演员井田。恐惧已使他的脸变了形，他全然不顾街上的行人和汽车，两眼直勾勾地穿过马路，径直往正在疏导来往车辆的警察奔去。　
　　那位警察纳闷，为什么这几分钟之内，交通秩序会乱成这个样子。当他明日引起混乱的原因是一个穿睡衣的男人的时候，他只好放下双臂，不再指挥交通了，压住心头的恼火，显得很有礼貌地等着那个男人跑过来。　
　　警察认出那个男人是有名的电视演员。只见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啦，井田先生？”　
　　“我的孩子，有人偷了我的孩子！”　
　　与此同时，在东京警察局收到一个紧急呼救电话：“我是井田先生家的保姆，有人绑架了他的孩子。”　
　　“您能肯定吗？”　
　　“能肯定。井田先生上二层楼上洗漱时，井田太太已经去电视台上班了。当时婴儿在婴儿室睡觉，我抽个空出去买东西，但10分钟后，不会超过10分钟，我回来时，孩子不见了。请你们快来，得想法找到孩子。”　
　　“等等，等等……您在房间里找过没有？”　
　　“有什么用？他才一岁还不会走路呢。而且我们家的邻居说，他看见有一位先生胳膊上夹着个包从我们家走出来。”　
　　如此说来，确是一件绑架案。　
　　警察即刻投入战斗。在东京西区的一所住宅里，穿睡衣的父亲惊慌失措，而他的妻子泪流满面；井田先生的胡子只刮了一半。井田太太也是个戏剧演员，她象疯子似地从电视台跑回家。保姆为自己的疏忽而忐忑不安。　
　　三名东京警察局的侦探正在提问：当时是否有客来访？商人是否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住宅？有谁进过婴儿室？井田夫妇有没有仇人？有人曾威胁过他们吗？等等，等等。另外几名侦探向周围邻居作调查，并检查篱笆、下水道井口和楼梯。　
　　这是例行的调查，大概也是无用的调查。东京警察局长本人亲自来到现场，他没有抱任何幻想。井田夫妇说他们并不太富裕，但他们很有名气，坏人会以为他们很有钱。在罪犯来勒索赎金之前，只有争取时间弄清更多的情况。　
　　大家的目光一直盯着房间一角的电话机。电话铃响了。　
　　保姆正站在电话机旁，她本能地拿下听筒，然后远远地把听筒拿开，好象给听筒烫了一下似的。孩子的父亲和警察局长同时站起来，局长接过听筒，从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平静的声音。　
　　“喂，我要找井田先生谈话。”　
　　“我就是，请讲。”　
　　警察局长装出低沉而焦虑的声音，对方用一种谈生意的口吻说话，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井田先生，您的婴儿在我们这儿。现在他很好。我们要5百万日元，把钱以本田的名义存入第一劝业银行西区分行的1326387帐号，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要5百万日元，把钱以本田的名义存入第一劝业银行西区分行的1326387帐号。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您必须在明天早晨5点钟之前存入这笔钱！”　
　　那人挂上了电话。　
　　此案发生在1974年8月。自从1963年青，由于一桩绑架案出了人命，东京警察局成立了特别行动队，旨在运用一切现代技术以及在民众的合作下使绑匪落入法网。　
　　“召集特别行动队。”警察局长下令。　
　　158名特别行动队成员在刑事调查处一处处长c的指挥下迅速集合起来，处长下达了命令：“对井田住宅进行远距离监视。给我同第一劝业银行行长约个时间会面。另外，我要接见知道该案的所有记者。”　
　　一处处长同时也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他的高高宽宽的前额，开始谢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目光带着一丝嘲讽。　
　　片刻之后，他向召集在一起的报纸、广播、电视的记者讲话。　
　　“先生们，你们知道，过去新闻界的干涉曾引起悲剧性的后果。这次我要求你们对此案绝对保密，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保证详细向你们披露案情始末，好不好？”　
　　“好吧！”记者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是从第一劝业银行开始的。在行长的大办公桌上只放着一个薄薄的棕色文件夹，行长从里边拿出仅有的两张纸，递给特别行动队队长；“您知道，我们对本田先生一无所知。1326387帐号是6星期前才开户的。即1971年7月9日。只存入15000日元。您看，他曾提取过4次。现在的存款只有2300日元。我告诉您本田的地址。另外，我可以把存单复印一份给您。”　
　　“地址很可能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我想知道的是，他怎么能从您的银行里提款而不被发现？”特别行动队队长说。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此案的关键。　
　　“您对此毫不知情？行长先生？”队长又追问了一句。　
　　“是的，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