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的场地上游戏

—神经病学医生对她的血管旧疾病被“耽误”诊治感叹一番之后开了药方。接着来了个老一点的内科医生，最后在晚饭前主治医生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写了处方和医嘱，临走时说：　
　　“今天您先休息，晚饭给您送到房间来。睡觉前护士给您打止痛针。如果明天早上能够起床，早饭后立即去游泳池，体操教练叫卡佳，您告诉她，您应该做第十套练习方案。练习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清楚吗？我在病历中全写上了。”　
　　于是，第二天娜斯佳按规定时间到了游泳池。她老老实实走完了医生规定的公里数，同时趁此机会梳理自己烦乱的思绪。她应该回答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母亲娜杰旧达·罗斯迪斯拉沃芙娜和丈夫，娜斯佳的继父的关系是否已彻底破裂？她自己又怎样看待？母亲在娜斯佳来疗养院之前曾从瑞典打电话来。她受聘那里的一所大学，已工作了两年，校方建议她延长一年合同，她也同意了。母亲好像并不想念丈夫和女儿。可是，继父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对这一信息的反应却相当平静并无反感。看来，他已习惯了这种有妻子如同没有妻子一样的生活。这个外表显得年轻、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并不想念不在丈夫身边的妻子，娜斯佳了解这一点。她个人对事态的态度更使自己诧异：妈妈至少还有一年（至少或更长，如果继续聘她的话）离家在异国他乡，继父独自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而她，娜斯佳，却无所谓，似乎本应如此，似乎一切都正常。她并不想念母亲，继父没有妻子也照样自得其乐。家庭解体了，她并不难过，为什么呢？难道她心里毫无亲情？难道她是铁石心肠？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她，娜斯佳本人不出嫁。她清楚地知道她不想结婚。但为什么呢？廖什卡最迫切的就是想与她结婚。他们的关系已持续了10年之久，但他们从没有住在一起，这使她很满意。为什么呢？不是很反常吗？　
　　最后，第三个问题。昨天她行贿。是的，是的！要是把事情说穿了，就是她干了一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要受惩罚的事。怎么，她感到羞耻吗？一点也不，只是非常反感。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刑事侦查一级特派员，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官，少校警官，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她变成什么人了！　
　　“我——精神上的残疾人，”娜斯佳走在步行疗法规定的小路上心烦意乱地想着，“我是个怪物，我需要正常人的情感。”　
　　山谷疗养院所在的城市祥和、宁静、秩序井然，个体商业繁荣，商店里价格适中，犯罪率从整个俄国的背景上看显得很低，让人感到奇怪。交通运转良好，道路保养得不坏。市长向市民做出的承诺得到切实兑现。保障这种安定祥和的局面的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早就意识到，发展商业活动需要稳定，如果不是在经济上，那么起码在政局方面。为此，他首先集中自己的精力保持市政府的稳定和不轻易更迭，其次是使刑事侦查机构统一并完全服从指挥。　
　　杰尼索夫善于等待。他耻笑那些妄图花上一个卢布一夜之间获取千倍利润的人，因为他知道两天后的情况就变了，利润全被花掉，而新的再也得不到了。他也打算把钱投资到最初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但有稳定保证的事业中去，因为他相信以后将经常地、定期地获得利益。　
　　为帮助市政当局赢得公民的信任，杰尼索夫同时与试图分裂城市、各霸一方的犯罪集团展开尖锐、残酷的斗争。收买一些人，对一些人约法三章，把一些人送警察局，把一些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终于使他成了这座城市的全权主人。这之后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便邀请一些最精明能干和善于钻营、具有相当可观数目的黑钱的人物来市里做客。　
　　“我的朋友们，”杰尼索夫用手掌暖着白兰地酒杯，热情而文雅地说，“如果你们没发现什么好的方面，我建议你们钻到城市里去。目前它最适宜发展商业活动。市政当局的地位相当巩固，会千方百计支持我们。居民们热爱自己的政府，因此不管发生什么动荡，重要的职务将由像现在的那些人或是和他们同样的人担任。他们会相应地保证适合的人选在其他位置上，我还要提醒你们：建议你们从事纯粹的经济活动。任何卑鄙行为、刑事犯罪、走私活动、贩卖毒品、盗卖文物都是不允许的。今天的法律保卫部门虽然也是我们的，但如果……千万不要！一旦发生什么事，明天这里就会出现俄国内务部的人。谁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挖掘出什么来？如果把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的现任领导人换掉的话，我不相信我一定能再对他们施加影响。为组建一个稳定的政权，我耗费了不少心血，因此我不允许任何人使它受到威胁。其他方面的行动完全自由，但不许相互争斗。因为争斗是暴力方式，甚至是刑事犯罪，正如我说的，是绝不允许的。只有在我允许的时候，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是为了你们的利益，才能这样做。谁准备接受我的邀请，应当首先在这里，在这张桌子上达成协议，而且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　
　　“嗯……那您的作用是什么呢，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肥胖笨重的阿赫塔姆江边扶正眼镜边问道，“您为自己选定范围了吗？”　
　　“没有，”杰尼索夫呷了一口白兰地微笑着说，“我不参加瓜分，我保障你们在这里的安全，而你们为此要维护我和我的机构。”　
　　“可如果我们谁也不同意呢？”好吵闹的阿赫塔姆江追问一句，“那时你干什么呢？”　
　　杰尼索夫明白，阿赫塔姆江想探听市里哪个领域的利润最丰厚。他笑了笑说：　
　　“我哪里也不涉足。那时我就会请另外的人来，还是那些条件。”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三年时间。杰尼索夫超脱商业活动，正如他所说，出色地维护着生活空间的秩序。他又向被他保护的人提出一项参加慈善活动的要求，以此作为加强市民对这个城市父辈的崇敬和热爱的有效手段。起初商业家们大都反应冷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相信了他们的指挥官是正确的。　
　　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防备外来人对城市的侵扰。私人企业的成功，高额的、丰厚的利润让各种集团的人，还有那些谋财害命之徒对城市垂涎欲滴。有些人试图瓜分烤好的馅饼，有些人谋划开拓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妄图敲诈勒索捞一把。杰尼索夫有自己的侦查和反间系统。侦查机构监视、维持各个机构的成员遵守确立的规则的情况，反间体系专供与外来人作斗争。　
　　早在几个月前杰尼索夫就预感到一些不妙的情况。他也说不准问题在哪里，只是嗅到了。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对自己说：“城市里要发生什么事。”几天来，他一直分析自己的这种感觉，没得出任何结论，便召见了侦查和反间机构的负责人。　
　　“我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发现有一些零碎的迹象。市里的妓女们中间有一些传言，说她们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走运，走什么运？这一年来，有好几伙人开着自己的车三次到市里来，只呆一天就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来找谁的？为了什么？他们并没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他们打招呼了，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中间有人搞蒙骗。还比如说，我的孙女蔽拉。我到学校和老师们谈过话。你们知道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吗？说近来薇拉学习特别好。你们听听！特别好，而不是我预料的很坏，因为她正处在青春期，而且她完全不听父母的话。特别是那位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女教师对她倍加赞扬。还好，对我的一点看法她也抱有同感，也认为薇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她必然就享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发议论。她才14岁啊！”　
　　“是麻醉品？”刑侦处长，微胖的矮个子斯塔尔科夫抬头说。　
　　“像是，很像是。但也许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无相互联系。很可能市里没有什么麻醉品，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两周后收集到第一批情报，城市里所说的“走运”的妓女们好像是在国外找到了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她们已经走了。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开车来的那伙人在山谷疗养院租下一幢二层小楼，洗桑拿浴、喝酒，住了一两天便销声匿迹。根据情况判断，这些人虽然同时到达，但不是同路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而且照理说互不相识。那个服侍他们洗桑拿浴的小伙子从没有听见他们相互间以名字或以“你”相称呼。至于杰尼索夫的孙女薇拉，她只是在谈恋爱，和一个师范学院教化学和生物的在校实习大学生热恋。提供情况的人证实说，大学生很守规矩，并没有做越轨的事。　
　　可是，这并没有使杰尼索夫放心。于是他找社会心理学家咨询。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现在的14岁的女孩是否有可能把爱情看做需要以命相抵的罪过呢？”　
　　“当然可能，如果对她的教育中有误导的话。”　
　　“什么是‘误导’呢？”　
　　心理学家给杰尼索夫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可是说实在的，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正派的人，他们对女儿的教育也很正规，家里从没发生过任何有关心理反常的事件。　
　　“如果您保证不大喊大叫，对我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您怎么敢’一类的话，我便可以给您提供一种解释。”　
　　“我保证。”　
　　“我的解释为性反常，性欲倒错。”　
　　“您说什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气愤地说，“假如您见过她……修长、纤弱的身材，一张稚气的孩子脸儿，她14岁像刚刚12岁的孩子。薇拉是个绝对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如果您怀疑麻醉品的话，我也许赞成。也许第一次有人诱骗她或强迫她吸食毒品，后来变成了不能自主的奴隶。这太可怕了，但总还算个解释。你说什么自觉自愿和出于善良的愿望，不，这完全是例外，这简直不可能！”　
　　“您表过态的。”心理学家责备地提醒说。　
　　“对不起……谢谢指教。这是您的酬金。”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便转身走了。　
　　杰尼索夫对这次求访极其不满。回家时他想到，应当在不久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市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建立专项奖学金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促使他们学得好一点。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认为当前的条件与培养专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很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被刑侦处长斯塔尔科夫派去了解疗养院小楼晚会情况的瓦西里·格鲁申因颅骨骨折被送进市医院。他伤势很重，手术后使失去知觉。在他苏醒的几分钟里，身旁只有一个护士。　
　　“记下……电话……”格鲁申嚅动着嘴唇说，“请告诉……名字……马卡洛夫……打……电话……”　
　　“您放心，我打电话。”小护士安慰地答应着，便跑去找医生。10分钟后格鲁申去世了。　
　　“您看，打电话吗？”护士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卷成个纸筒。　
　　“随您便，”医生耸耸肩说，“要是我一定给警察局打电话。您也清楚，他是刑事案外伤。或是报告那个侦查员，他昨天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等着格鲁申恢复知觉。今天他肯定还会来的。”　
　　“好吧！”护士叹了口气，便伸手拿起电话。　
　　“城市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杰尼索夫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他面前的人，“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组织，竟敢杀害我的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格鲁申已经找到重要的情报。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反倒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也不是神，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他的对话者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我们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就不存在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问题了。您自己也不必太着急，您也不是第一次损失人了。”　
　　“但我总该知道，甚至在你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他们以及是谁的责任。可现在我没有掌握任何情况，这使我非常担忧。以我的理解，还不具备破案条件吧？”　
　　“最起码的也没有。”对话者摊开两手遗憾地强调说。　
　　“显然，”杰尼索夫失望地说，“马卡洛夫这个姓不是提供侦查线索的特征，它和什么伊万诺夫，还有西多洛夫没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时间把城里所有姓马卡洛夫的人都审查一遍。况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