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第五章“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起初，报纸一般并不刊登文学性的报道。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主要是由杂志来发表的。但是到了后来，连报纸也刊登了所谓“战争小说”、报告文学、战争诗歌、作家的战场通讯之类的内容，在读者中大有市场，报纸杂志对此类稿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报社和杂志社除了他们的“社员”之外，又把一些文学家派往中国战场。8月3日，当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云：“本社为事变报道添异彩／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飞机到达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写出，并在该报头条刊出。接着，该报又派出小说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达上海，24日便开始发表有关上海的战事通讯。　　　　
　　　　到了八月底，杂志社也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如《主妇之友》杂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于8月25日飞往天津，9月3日回到东京，旋即又从长崎飞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妇之友》10月号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又在11月号上发表《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同时，《中央公论》杂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别派往中国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进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发前往华北。九月初，《日本评论》杂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润。他们在中国战区采访了三周左右，然后回国。10月，《中央公论》开辟“现地报告文学”专栏，发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和林房雄的《上海战线》；《日本评论》杂志则发表了榊山润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这些作品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最早的一批有关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接着，１１月初，《文艺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国士去华北，《改造》杂志社派三好达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国士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北支日本色》，三好达治在《改造》上发表《上海杂感》。几乎与此同时，　　《中央公论》社派出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评论家纷纷进入中国采访。1938年2月和3月，诗人草野心平、评论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国内地。其中，小林受《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特地来到杭州，给正在侵华部队中当兵、此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特殊鼓励。小林在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逗留一个月，回国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杭州》、《苏州》等作品。他回国前后，又有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为各杂志社及文化文学团体的特派作家，陆续来到中国。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的文学家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内地“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一时充斥杂志报端，对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这时，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着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兹举榊山润的《上海战线》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死尸。　　　　
　　　　在第一邮船码头，有死马一样漂浮的黑色的尸体，看起来就像便衣队。据说，黄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层水在流动：表面上的水在涨潮时向上游流动，它下面的却反着向扬子江流动，最底下的水则和表面的水一样向上游流动。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2）

　　　　此话是“上海丸”上的船员们说的，也许不假。因为这个缘故，浮尸才不容易冲到扬子江。黄浦江鳗鱼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鳗鱼，那些鳗鱼正在吃着浮尸。不，不只是鳗鱼。到了秋天，黄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产，留在这里的〔日本〕移民诸君对我说，这里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尝过这种美味。　　　　
　　　　有点儿冷。　　　　
　　　　在前线看到的支那兵的尸体，就是这个样子。半裸着，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阳晒着，连肚子都成了古铜色。人都死了，还曝尸于烈日之下。在炎热的天气中腐烂的尸体的恶臭味，非常难闻。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连草丛中的热气都闻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战之后留下的烧焦的尸体，最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脑壳，泛着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详写。　　　　
　　　　那些尸体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就像孩子们的胆怯一样，我回到宿舍之后，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纠缠着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厕所，就着摇曳的蜡烛光，在朦胧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烧死的死尸的游魂。的确，人的脸在深夜映照在镜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严格的灯火管制，倒使人生起这多余的恐怖。　　　　
　　　　然而死尸倒算是好的，在街头散落着的土袋子上，沾着鲜红的血。正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容易让人生起种种想象。我心里一阵难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着。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制造的人间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的评价。《悲风千里》描写了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但他笔下却很少那种人间的恐怖，而是带着一种温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华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支那的孩子，听人说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样的外貌，鬼一样残忍，甚至肚子一饿就要吃人。　　　　
　　　　图11日军的宣传性图片：日军士兵与中国儿童在天津　　　　
　　　　东洋鬼——这个词有表示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含义。据说只要一说“日本兵来啦”，所有正哭闹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吓得缩起身子来。然而，日军攻占华北，支那的孩子们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们肯定都躲在隐蔽处，扭着脖子偷偷地观察追击支那军队的威严的日本兵——　　　　
　　　　没见头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样啊，　　既没有龇牙，也没有咧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样，也是人的脸。要说这就是东洋鬼子，真有点奇怪呀！无论看多少次，看了哪一个，都不是听说的那种东洋鬼。　　　　
　　　　于是孩子们从隐蔽处爬出来，怯生生地出现在东洋鬼的前面，远远地靠在一起，朝这边张望。　　　　
　　　　可是，不仅看不出他们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眯眯的，朝这边看吗？还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绝没有放毒。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二心。　　　　
　　　　日本军每攻克并占领一个地点的时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旷无人的街上出现一两个孩子。不久他们从各处走出来，并成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机。　　　　
　　　　…………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3）

　　　　众所周知，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的孩子们死在了“东洋鬼子”的刺刀和枪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废墟瓦砾中！而尾崎士郎却在这里刻意描绘颇有“人情味”的场面，这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所谓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纸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石川达三意欲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即遭当局逮捕，法院判处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军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舆论管制，干预作家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日本士兵之一员在侵华战场作战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在当时却发行了120万册以上，成为最畅销书，极大地煽动起了国民的战争狂热，也为军部所激赏。《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二、军部和政府直接组织派遣“笔部队”　　　　
　　　　1938年8月20日晚，在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明日即23日午后3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23日，在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作家前来赴会，他们是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据与会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的回忆，主持人是情报部的几个人，此外还有陆军省新闻班的松村中佐、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犬塚大佐、松岛中佐等人。会议开始时，只是随便地交谈一些有关战争时局的问题，后来陆军省的松村中佐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武汉攻坚战的情况，最后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虽说是从军，但并不对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无条件的；现在时局重大，相信作家们会有正确的认识；看一看战争的现状，未必马上写出战争文学作品，但十年后执笔也好，二十年以后再发表作品也好，悉听尊便。云云。　　　　
　　　　尾崎士郎在题为《一只文学部队》的纪实作品中写到：当时，当军部提出希望作家从军的事情以后，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问道：从军没有危险吗？——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注）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注），用铿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