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并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相杂糅的文集——《蒙疆》。这本书集中地表现了保田与重郎的中国观及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在北京看了故宫、万寿山，认为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唐宋文化的辉煌，断言北京是一个“颓废”的“废灭”的城市，而日本军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美丽的生机。他极力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把卢沟桥看成是日本的“大陆发现时代的端绪”；在八达岭、上关等处看到了飘扬的日本的太阳旗，则惊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一路上，他贪婪地环视着美丽富饶的大陆，同时又不断构筑着日本吞并大陆的“浪漫”的蓝图。他写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里，日本毅然决然书写世界历史，从事着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况且我所走过的路线，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线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来实现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越过宁夏，到达黄河的源头，到兰州去破坏赤色的线路呢？那个时候世界的交通线路就会发生伟大的变革。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这里，保田与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写道：　　　　
　　　　大陆征战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空想力和构想力增大了。这个时代创造力的衰退，莫过于毫无诗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动，比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行动规模远为宏大。（中略）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世界历史上的文化飨宴中的最大的地盘，正由日本人来开拓。我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的宿命。两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纪的理念。而这个理念的惟一的实现者，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历史的惟一的防卫者。同时，作为反抗欧洲侵略的亚洲的防卫者，用鲜血谱写开国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意义上，从日本的自豪感出发，国民支持这场战争。更有士兵们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无畏的历史的忠勇的谛观，从容赴死。这种雄伟壮丽的精神的风景，决不比明治的战争稍有逊色。　　　　
　　　　保田与重郎正是以这种狂热心态，构筑起了他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美学”。那就是把侵华战争精神化，把精神战争化。在他看来，最浪漫的东西，或者说最美的东西，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学。在《蒙疆》的最后，他总结说：“严格地说来，所谓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体，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义，它是新的面向未来的混沌的母胎。”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华期间另一个战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出发，曾一度采取了反战的立场，并写了反对日本军人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均1915）。但是，到了后来，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这是一本赤裸裸地进行侵华战争宣传叫嚣的言论集。全书分为若干章，均冠以标题，如“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人的慈祥”、“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未来东京的梦”、“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战无不胜”、“大东亚战争及以后的事情”等。在这部臭名昭著的书中，武者小路实笃对“大东亚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做了荒谬的论证。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极力把日本说成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恩人和救星。他声称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日本不抱好意的一部分亚洲人”看的。他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亚洲没有日本这个国家，那亚洲会怎样呢？”结论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满洲肯定成了俄国的地盘。不光是满洲。如果没有日本，那么朝鲜不用说，中华民国的北部就成了俄国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没有日本，他们（指中国、朝鲜等——引者注），无论怎么折腾，都将成为美英国家的盘中肉。或迟或早都会如此，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日本国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种观点出发，武者小路图3武者小路实笃（右）和周作人　　　　
　　　　实笃极力为日本的战争行径评功摆好。在他看来，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霸权而进行的那场“日俄战争”，完全是为了东亚和中国；当时欧美人自视比亚洲人优秀，又倚仗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亚洲人当作奴隶，而敢于对此提出抗议的，惟有日本。“他们之所以不能无忧无虑地从事邪恶的勾当了，就是因为有了日本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日本国看去虽小，但却不接受美英的蔑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亚洲，只有日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侵略的国家，因此它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亚洲”。他希望亚洲人明白一个事实：“日本拒绝美英随心所欲地压榨亚洲，惟有日本一个国家能够使他们把亚洲的财富还给亚洲，使亚洲人不再作奴隶”；“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就可以视为日本为完成使命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日本人绝不是只顾自己的国家，谁扰乱了东亚的秩序，就必须受到制裁。”“对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国，不能再让他们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牺牲，也必须帮助他们。”所以他认为，亚洲“都得感谢”日本；“亚洲人要深刻地意识到，日本的存在，对于亚洲来说实在太幸运了。”“倘若日本失败了，那对于亚洲来说，对于东亚来说，都将是无比悲惨的。因此，亚洲人民爱日本，盼望日本取胜，是理所应当的。”　　　　
　　　　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把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拾掇起来，大肆宣扬“日本主义”，宣扬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的优越性。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国体”的优越。那就是：“日本国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万众一心”；人民为了天皇献身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战争中涌现出了“特别攻击队”那样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从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强大，还因为“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拥有实干家最多的国家”，这一点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日本人从不懒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国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日本人是“慈祥”的，武士的感情，日本人的感情比较脆弱，但是，“越是慈祥越是强大，越是强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实笃和保田与重郎一样，宣扬“死的美学”。他说：“人间有超越死亡的东西。我赞美为了超越死亡的东西而从容赴死。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实笃关于日本强大的结论是：　　　　
　　　　日本人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引者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话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敌人闻风而逃，空战时日本使用这种战法常常取胜。舍身的战法，这是日本从古代就有的战法，这种战法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显然坚信日本必定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在《未来东京之梦》一章中还设想了胜利后的美妙情景。他写道：“东京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个帝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第一文化中心地。”“东京是亚洲的军备的中心，学术文化的中心。东亚人如果不来一次东京，那就不能开口说话。”“在大东亚战争完成的同时，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为亚细亚全体精神的中心。所以东京一定是亚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实证明，武者小路实笃盼望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以上，我们分述了明治维新后到战败前的约半个世纪中，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坛上的这些人的言论在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国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从“文明论”、“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华“国策”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强化了“官民一致”、“一亿同心”的军国主义体制；第三，利用文学家的影响，将军国主义思想加以阐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坛与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这些密切联系，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两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维新后，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国策”，一步步地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许多文学家也关注中国的情况。但是，这种关注和古代文学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学家大都对中国充满着景仰之情。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文学家对中国由景仰变成了轻蔑。在有关以中国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中，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好憧憬，但对现实的中国却充满着鄙视。例如，日本近代文学的泰斗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应“满铁”（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总裁的邀请到中国东北和朝鲜旅行，并以那次旅行的见闻为题材，写了长篇游记《满韩处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处处以一个先进国家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甚至偏见看待和评论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国马夫用鞭子抽马，看到人们对街头一个受伤的可怜的老头儿不予理会，就得出了“残酷的支那人”的结论；在奉天（今沈阳）喝茶喝出咸味来就相信是沈阳人的粪便渗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肮脏的支那人”的结论；看到住处窗户后面埋着一口接废澡水的大缸，也觉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１年曾在中国游历数月，并写了以此为题材的数种游记。他在《支那游记》的“上海城内”一节中，这样写道：　　　　
　　　　……从那巷子转弯，就是久闻其名的湖心亭。听起来是个好地方，实际上只是个破烂颓败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漂浮着绿色的污垢，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子的周围用石头垒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就见一个穿着浅葱色布衣，拖着长辫子的高大的中国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水池倾泻的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人群当中，这号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