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万宝山》以流浪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赵判世及其妻子裴贞花一家为中心，描写了“万宝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小说从赵判世等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挖渠开地被中国“长秋”（即长春）政府下令禁止写起，到朝鲜农民离开万宝山结尾。小说极力表现赵等朝鲜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在朝鲜被地主压迫剥削，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满洲。但是，来到满洲后，他们又不断遭到中国官民的迫害。小说一开头，就写在开渠被中国当局强令制止后，赵一家以编制“满洲式的柳斗子”为副业。但中国巡警突然闯入，说未经许可，不得随便编东西卖，于是，“狡黠的支那人，像猫一样快速伸手，夺过了两个柳斗子”。赵怒而欲夺，被中国巡警一铁棍打倒在地。当朝鲜农民不顾中国方面的禁令，继续施工挖渠的时候，中国的骑兵队便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并且把赵判世抓走。中国农民在中国官方的怂恿支持下，不断地向挖渠工地开枪威胁。小说写道：
从昨天晚上就听说，由于水渠的开挖多少受点损失的图5伊藤永之介像 上游的〔中国〕农民，非常恼火，要来袭击。支那官方夸大其辞地说雨季来临的话，水渠上游就要遭洪水袭击。还说闸门一修完沿岸的农田就进水了。而实际上，仅仅是一小块田地进水罢了。
（中略）
水渠贯通以后，在三荷屯有二百名〔中国的〕马队和步兵驻扎在那里。原野上随时都能看到成排的马队。摇着青旗在土丘那面横冲直撞。
他们每天都照例在平原上到处巡察，威胁着朝鲜人村落。
手拿长枪、手枪和铁锹的支那农民，像野鼠群一般袭击平原。开枪的主要是他们。
平原上的支那农民似乎从官方那里得到了武器，然而，在长秋拥有相当多的军队和警官的〔日本〕领事馆，却不知为何，连一名警官也没派来。
“俺们就是死了，有谁会哭俺们呢？”他们〔朝鲜人〕都这么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朝鲜农民们从这里赶走，使等待播种的五百垧水田，完全收归支那人支配。
（中略）
蒋介石政府下达了驱逐满蒙的朝鲜农民的命令，这好像是事实。驱逐朝鲜农民并不自今日始，但由于受到利权回收的煽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2）
小说最后写道，正当这些朝鲜农民挖渠的时候，荷枪实弹的中国保安局的马队和带武器的中国农民，忽然包围了他们，并向他们猛烈地开枪射击。而在场的日本人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中国人打伤许多名朝鲜农民，烧掉了用来筑渠的柳树条。被驱逐的朝鲜农民们，包括丈夫被中国人扣押而生死不明的裴贞花，都扶老携幼，“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无目的地流浪”。
显而易见，伊藤永之介在这里完全颠倒、歪曲了历史事实，把非法入侵者写成了受害者，把受害者写成了蛮横霸道的暴徒，把日本500多名军警的武装干预写成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至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农民首先开枪，更是只字不提，却写成了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开枪射击。《万宝山》发表于“万宝山事件”刚刚发生不久，据说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小说中不顾事实的歪曲描写，为所谓“满蒙危机”火上浇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直到战后，日本还有学者认为它“尖锐地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实质”（竹内实《昭和时期的中国像》，中国研究所1957年版）。这篇小说是作者伊藤永之介的成名作，伊藤永之介在日本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文学家”。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万宝山》中，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表现在对所谓“日本国民”的朝鲜农民的同情上，却丝毫没有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连一点理解都没有。而他的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
像《万宝山》这样的作品对日本蓄意侵华的事件做了歪曲描写，但毕竟还没有达到公然地进行战争叫嚣的程度。而就在《万宝山》发表一年后，这样的作品也出现了。那就是直木三十五（1891～1934）的长篇小说《日本的战栗》（中央公论社1932年版）。
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战栗》是以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亦称上海事变、淞沪战争）为题材的。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并对上海的排斥日货的救国活动予以打击，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秘密策划，决定在上海挑起战端。1月18日，他们雇佣打手袭击了三名日本僧侣，然后嫁祸于中方。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上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5月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中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而在此间，伪满洲国终于袍笏登场了。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目的也达到了。
还在淞沪战场硝烟未散之际，作为当时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的直木三十五来到了上海采访。就在此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月，直木三十五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法西斯主义宣言》，公然宣告：“我对全世界宣言：我是法西斯主义者。”2月，直木三十五和吉川英治等五位作家在军部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成立了法西斯主义文学团体“五日会”。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文学的急先锋，来到淞沪战场后，狂热之情难以按捺，在回国的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日本的战栗》。他在该小说的“序”中称：战争何时到来？来了又怎么办？“我想到这个，就感到战栗。这是日本的战栗，同时也是我的战栗”。他交待说：《日本的战栗》“是我的战争观的一部分，是对于日本人作战的特异性及日本的士气的新解释”。
这部小说主要以新闻记者江南的见闻为视角，以上海事变发生前后为背景，以鸟见泽老人一家及周围的人物为描写的中心。鸟见泽在日俄战争中负伤致残。这次他的儿子烈又将去上海战场，女儿吉子在酒馆当服务员，邻居夏井是工人。依夏井的看法：战争“对谁有好处呢？对资产阶级”。而“俺们是无产阶级”。镇上的其他人也认为“夏井说的也有道理”。吉子接触的一些新闻记者也议论说：“现在这种社会，不‘左’倾的人，就是没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家伙。”还有人说：“日本还是打输一次为好。”当江南作为从军记者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送行的人中还发出了猴子般的叫声，以示嘲弄。人们都骂日本，毫不顾忌地说军队的坏话。他们认为，在支那，“战争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现在的战争，就是祸害”。烈被征兵并将被派往上海前线的时候也不想认真地打仗，他说：“我反正是跟在坦克后边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走。”然而，当这些日本人来到上海战场后，以前的观点完全改变了。烈所属的部队担负进攻江湾镇的任务。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为了完成使命和任务，随时准备牺牲”。烈也觉得，“军队这种形式，平时都是挨骂的。但是在这里却是作为人的最高的精神之所在”。于是，他并没有消极地“跟在坦克后边走”，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向前。烈的灵魂终于在战场上得到净化，他对以前自己参加罢工感到羞愧。中队长指着士兵对前来采访的江南说：“他们都是‘爆弹三勇士’，不同的只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面对此情此景，江南感动了。他想：“战争真是太好了。因为战争没有生，也没有死。——在这里，只有人性之美，只有勇气。”在上海的战场上，日本的官兵们简直都不想回日本了。……
在这篇小说中，与其说直木三十五写出了“日本的战栗”，不如说它写了“日本的疯狂”，是日本的疯狂的战栗！这是一篇赤裸裸地鼓吹对华侵略，美化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在直木三十五看来，战争既可防止日本人赤化、又可焕发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还能够“净化”一个人的灵魂，结论是：“战争真是太好了”。直木三十五在这里表现的所谓“战争观”，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观。直木三十五显然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小说，将“自己的战争观”变成所有日本人的战争观。不幸的是，后来的无情事实证明，这样的战争观竟真的被日本的大多数国民接受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上海》与《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七七事变前的日本文学中，较早透露出全面侵华战争信号的，是横光利一的《上海》和阿部知二的《北京》。图6横光利一（右）在中国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的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核心作家。这个流派的作家，特别是横光利一本人，擅长描写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1928年4月，横光利一曾到上海旅游了一个月，同年底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1932年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集大成的作品。《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幽灵般在上海滩上徘徊的日本人的形象。这里有背负着爱情的创伤、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上海银行的职员参木，有贩卖木材的商人甲谷，有自称“国粹主义者”的甲谷的哥哥甲谷高重，有收购医用死尸以供出口的“亚细亚主义”者山口，有山口的情妇、俄罗斯人奥尔迦，还有中国女共产党员芳秋兰。参木钟情于土耳其浴室的女招待阿杉，但遭到夫人的嫉恨。后来阿杉被甲谷强奸而沦为妓女。参木也被银行解雇，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被潜入工厂的美貌的女共产党员芳秋兰所吸引。在上海工人暴动的混乱和危险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于是两人相爱，拥抱接吻。后来参木听说芳秋兰因被同伙怀疑为奸细，生死不明。参木来到贫民窟寻找阿杉，他似乎在阿杉身上看到了秋兰的影子。……
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跳动的、闪闪烁烁、浮光掠影的新感觉派的写法，表现了五卅运动前后上海的混乱情形。横光利一似乎想表现各种势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纠葛与沉浮，虽然他在单行本序言中声称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实，要人们了解五卅运动的“真相”，但他的立场和偏见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中国、对上海的了解和理解显然是皮毛的和肤浅的。他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写成了一场乌合之众的暴力活动。在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描写上，尤其反映了横光利一的偏见、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笔下，甚至策划工人暴动的共产党员芳秋兰，在暴动中陷入危险时，竟需要日本人来救她。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明显地表现了横光利一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他在序言中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说：“那一年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以那次事件为契机，他在东方的政治舞台上变得引人注目，今天这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还不太为人所知。（中略）现在，日本和支那的战争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这个作品的主题和现在的战争的关联的话，那就可以想象东洋的命运会有多少曲折。”原来，横光利一着意要表现的，就是通过日中战争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动，来表现日本在中国推行的“东洋主义”。从这一主题出发，横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对中国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而且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中国作了恶意的评论，如甲谷高重说：“谎言对于支那人来说，算不上谎言，这就是支那人的正义！如果不知道这种正义观念的颠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横光利一还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山口的军国主义言论：
——然而，只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把东洋拯救出来的惟一的武器，难道不是吗？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看看中国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罗吧，看看波斯吧！承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才是东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想起前些天的亚细亚主义者的会合，并为此而兴奋。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朴以日中签订的《二十一条》为靶子，破口大骂。对此，山口立刻回答说：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认可日本的军国主义，亚细亚的联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满的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就对此愤愤不平，那我们岂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