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当务之急
我和观众是什么关系？买卖关系罢了。我不做你们的导师，也不做你们的弄臣，我对我的言行负责，不对你的人生未来承担义务。我复杂也好，矛盾也好，思想空洞也好，我不过是演了一出戏，你们休想通过这些雕虫小技逼迫我回答真理。
那些哲学家呢？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你们为什么不去问他们？！
有一天，他可能会掉过头来，反对人民群众
在上海，《切·格瓦拉》开演前五分钟，忽然演出商罗小川跑来说：“广天，你必须上，宣传部和文化方面的领导都来了，说就是来看你的，你不上过不去。”
原先，《切》一开场，我坐在台口唱歌，已经唱了将近七十场了，但这次我打算自己下来，换喜子唱。本来早安排好了，冷不丁来这么一手，让我好不尴尬。看来，我坐在台口的演唱，在某些人心里的确成了《切》的标志。不得已，我只好立即换装、调琴、准备上台。
这事很对不住喜子，招他来剧组，其中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让他替代我。他已经练了三个月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实战机会，哪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原先大家看《切》，不外乎看场热闹，发发牢骚，这次玩真的，不免让一些人心中不快。散场后，一老左派小青年（二十出头）到后台找我，只见他手戴佛珠，身穿对襟中装，挺着个大肚子，剃了个不释不道的怪脑袋，一副传销老鼠会的模样。他说：“上次，我看见一位革命者；这次，我看见一位被阉割的太监。”我说：“好啊，割掉的那几两肉，你喜欢就收着吧！”他又问：“不是出自你本人的意愿吧，我看下面坐着好多领导。”我答：“是我自己的意愿，没人可以左右我。”他表情尴尬，悻然而去。是的，我清晰地记得，2001年来上海时，他和另几位老左派小青年兴奋不已，成为我的积极拥护者；而这次，他的要求并不高，只消我说迫不得已，便心满意足了。不知是我背叛了他们，还是曾经利用了他们，反正，不想率众起义的格瓦拉让游戏变得索然乏味，张广天阴险之至，把我们高高抛起，竟也不安排人在下面接，哪怕提供一点体育用品缓冲一下也好，不想他给我们的是冷冰冰的水门汀，可恶至极！打倒张广天！
砌墙版的《圣人孔子》也着实制造了另一番混乱。在南京演出时，我看下面的观众渐渐被撩拨起来，终于也和着喧嚣的台词坐立不安。这简直就不是一场舞台剧表演，恨不得就变成了迪厅里的群魔乱舞，观众要不是受脑子里那些传统观剧思想的束缚，早就开始活动筋骨了。张小雪说，下一次发一面小军鼓和一个号角给他，他要在下面组织拉拉队；好几个观众从戏演到一半时就一直在后面喊；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撰文说，让她足足笑了一个半小时；谢幕时，有个女孩跑到我跟前，公然吻了我一下；七格回旅馆后，拿着《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赤膊拍了张照片，以呼应我在舞台上光着大肚皮的举动。
演出结束后，大家到总统府附近的酒吧庆祝，上海的、北京的、南京的、丹麦的朋友会聚一堂，但大家似乎没有多少话谈及戏本身，只是呵呵傻乐，嘴里哼哼唧唧，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愉悦，整个气氛就像吃了摇头丸。我着实没有想到演出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个戏从排练到合成到演出，时刻都会遭遇不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happening。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恶作剧的兴奋感。
更好笑的是在重庆，《圣》剧演完的第二天，重庆剧协召集了一帮戏剧专家开研讨会。会上，某老者说：“我分析，你坐在汽油桶上抽烟，是否预言这个世界的危险？汽油一点就着，好比恐怖主义一触即发。”又有某中年专家发言：“前台是打斗、交媾、劈剑、调侃，后面的大屏幕是《论语》字幕，强大的反差和张力，揭示了传统和现代的较量。一方面是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是润物细无声。这就是中国啊，变化中乱象的中国！”最后，有人总结：“《圣》剧让我们看到了先锋戏剧的真实面目，大胆创新，剑走偏锋，发人深省啊！”面对如此严肃如此善意的专家评审团的意见，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想笑，几次用手指拉直了面部的肌肉，终于沉静而指东道西地答道：“向你们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先锋戏剧的，没有，都是八十年代的文化偷渡。让我们高喊——打倒先锋戏剧！”
在北京民族宫演出的时候，是另一种反应。有不少机关、部队和研究所的观众是来缅怀格瓦拉的不朽革命事业的，不想与砌墙版《圣》剧不期而遇（我们是同台连本，那天《圣》、《切》两部）。结果，喜欢的特别喜欢，嗓子都喊哑了，不喜欢的陆陆续续相继退场，到演出结束时，场内剩下的人不到六成。演出商罗小川跑来，神情黯然地对我说：“广天，你知道吗？这些老观众培养起来多么不容易！看着他们中途抽签，我们销售人员哭的心都有。也怪我自己，演出前我看一下就好了！”
我忽然想起七格的预言：“有一天，他可能会掉过头来，反对人民群众。”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四部分我又得罪了一个人
我从缅甸回来后，省话剧院某院长通知我，说哪天开始在人民剧场合成《圣人孔子》赴奥地利演出版。我当时没反应过来，也就应承了。
合成开始后，我纳闷起来，先是发现人民剧场的结构与奥国提供的剧场平面图相去甚远，再就是我叫不动舞台监督老方了。我问为什么，老方说，某院长通知他，他只负责南京的合成，并不去奥国。那谁去奥国做舞台监督？回答是某院长。那好，把某院长给我叫来，让他来参加合成，老方回家休息。某院长先是不来，又通过集团领导找他，这才晃晃荡荡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放心没问题，他一本账全在心里，保准误不了事。
其实，南京合成完全没必要，到维也纳还得根据那里的情况合成一遍。
事已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不过是苦活群众干，好处领导拿。按老方的话说，“平时一个都见不到他们，出国了就都出来了，什么拉幕、场记助理、茶水协督，干什么都行！”
我心想，好吧，你既要去，我也拦不住，到那儿活干好了就行，别给我掉链子，这里就先不为难你了。
一说出国演出，大家的心思都飞到别处去了，业务问题变得次要的了，换钱、规划旅游路线、了解当地动态，等等，一下子就成了剧组的中心。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维也纳，一路上我渐渐回过味来，原来我并不怎么看重的一次走穴，对很多人乃是人生大事。怪不得张兵和使馆文化处会接到那么多不满我的声音。那好，你们生气的事情，我就来劲了。我的演出行为不为别的，专就为刺激人，激怒人。想到又有不少人会肝疼，我暗自大喜……
于是，我开始严密安排维也纳演出的工作计划，一到当地剧场，就召集奥国相关人员和我剧组舞台队开会，一二三四，我把演出前的事情做了安排。
次日，翻译和演员对词，调整同声传译的具体细节。中午吃饭，因不熟悉地形，我和几个男演员晚回来了一会儿。结果，好像出了大事，某院长点头哈腰地给翻译道歉，说，我们保证，将来再不会发生类似事情了。
然后，院里就组织开会，说不要跟我学，我和曲少石跑到跳蚤市场买东西，有损国格人格。虽然会议是背着我秘密开的，但五分钟后就有人向我泄密。
又一天，我到剧场后，先检查舞台工作，发现我方有很多事一笔糊涂账，便召开全体大会。会上我说：
“某院长，请问剧组工作受谁领导？（他回答说导演）那好，现在，我宣布，解除你的舞台监督工作，请把相关事务交接给庄嘉敏，我任命庄嘉敏为这次奥地利演出的舞台监督。你的工作结束了，请离开现场，不要阻碍大家，你可以回奎斯特勒小巷的住地了。
“为什么解除你？一、南京合成你通过我了吗？我没要求合成，你怎自说自话安排合成呢？你不知道来奥国还要合成的吗？还向上级申请五万元经费，完全是浪费！二、你懂舞台监督吗？你不懂可以瞎干吗？你懂不懂由谁评判？我说你懂你就可以干，我说你不懂你就不能干！
“再请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是）那共产党员首要的任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为人民服务。你让你的演员不要学我，什么意思？演员们不但要向我学习演戏，还要学习做人，做独立自主的人。（对演员）你们在学校里受老师管，到了剧院就是独立艺术家了。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是为你们服务的，不是坐在你们头上瞎指挥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监督好他们，让他们好好发挥服务作用。现在，我就是监督你，认为你的工作不合格，所以，解除你的职务，并请你从剧场消失。
“你有意见吗？（他说没有）那好，你走吧，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他走了。有好几个演员跑来向我跷大拇指，有一个说：“哇噻，酷毙！”
某院长并不走远，而在门口的咖啡馆坐着。晚上，我们合成结束后，我主动叫上他，找他交心。我们沿着多瑙河的支流走了很长时间，又坐地铁，然后又走到白天有跳蚤市场的地方，伫立在中欧凉风习习的空气里。我说：
“要说搞阶级斗争，我是老大，你不懂，你是搞业务的；我只是不做政治了，到文艺领域隐居。我不认为你的错误是无缘无故的，其中必有原因。我们今天交心谈谈，你把我当朋友，就全说出来，将来没事；你不说，就是敷衍我，大家只好虚伪下去。”
在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势下，某院长终于开口讲话。他说，他一贯是支持我的，没想到自己能力有限，帮了倒忙。我不相信，我希望他坦诚说出事情的根源，是上级领导的失误，还是群众中有人捣乱。
我们俩拉扯来拉扯去，不由走到了住地公寓的楼下。其实，我知道再扯下去也没什么实质结果，错了就是错了，也许就是他个人的责任，以前没有暴露而已。但我要听他的态度，这关系到他的为人。最后，也许他真的困了，想快点结束，便把主张南京合成的责任归到上级领导管理不善上去了。我穷追不舍，问，真的没有群众打小报告捣乱，没有拉帮结伙搞阶级斗争吗？他咬定说没有。
“好，”我说，“我们之间的事了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遇事，你宁可推卸给上级，也不乱喷乱咬群众，就算好样的！”
翌日，我答应他重新回到剧场，作为场工在一边帮忙。我向大家宣布：“某院长和我的问题私下解决了，希望任何人不要把事情捅到上面去。要是谁捅了，谁就离开剧组。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有能力面对。打小报告，是无能的表现。”
另外，我附带批评了某领导向演员误传的八十年代的出国纪律，诸如一个人不许上街，诸如不能逛跳蚤市场；同时，我也让所有剧组人员明白，在这里，我是领导，中国的导演领导这次演出，奥地利工作人员作为剧组的新成员加入到我们的集体，也要服从我的领导。
首演开场前，顾欣问我，听说前几日不顺？我说，没有，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他说，那就好，那就好。
本来这事我是不会记进书里的，但就在我动笔前几天，因出版三部曲舞台艺术片的业务再次去南京，了解到一件恶劣的事情，使我不得不把整个经过写出来。
将要动身回北京前，张兵忽然给我电话，要我代他去集团刘老师处取一百欧元。我去刘老师那儿取钱，问怎么回事。刘老师说，在维也纳时，李副院长煮东西忘记关火走了，庄嘉敏正睡在屋里，忽然闻到气味不对，就到厨房看，发现锅烧红了，情急之下端起锅一把就放在了塑胶的桌面上，结果把桌子烫坏了。庄把这事汇报给某院长，希望领导处理。但某院长听而不闻，非但不向奥方说明情况寻求解决，反而溜之大吉，企图蒙混过关。后来，公寓方面把事情告到艺术节，张兵出面赔了钱，又拍了被损桌子的照片寄到集团。
我听完刘老师的讲述，非常惊愕。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所有知情的人都瞒着我。我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晚上某院长对我的“交心坦白”，完全是连篇瞎话。
终于，我知道了，顾欣的官有多难做，而我们的文艺改革又是多么的一厢情愿！
《人类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