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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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阿济格谋乱夺政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大臣会议阿济洛之罪,将阿济格幽禁,劳亲降为贝子。阿济格手下前锋统领席特库“闻摄政王丧,不白之诸王”,被斩,抄家,还有不少人被处死、鞭责、革职,由此兴起一场大狱。    
    阿济格被幽禁后,给妇人三百供役使,这种供应也是很奇特的。阿济格却暗藏大刀四口,用三百妇人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合谋越狱,后经人告发,其子被散给诸王为奴。这一来,更使他发狂了,便在狱中厉声高叫,声称要堆集衣物焚烧监房,吓得监守的毛海等人慌忙退出,不敢复入。当天下午,禁卒忽闻院内拆房摔瓦之声,急忙奏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可再留,最后由世祖令阿济格自尽,年四十五。    
    如上所述,阿济格的性格本来很粗暴蛮横,这时因争权而被投入监房,发生这种狂人的心理,原是很符合规律的,当初豪格在禁所时,就有类似的发狂行为。凡是有野心的人,当他的野心受到压制、打击时,往住会变成狂人。    
    阿济格的罪状,最严重的是不尊敬多尔衮,可是处罚阿济格及其亲信的实质意图就是为了打击多尔衮的白旗势力,如正白旗的骨干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五人,其实并没有多大过错,却以“动摇国是,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的罪名,或被斩首,或被革职。多尔衮死后,他们已预感到政局将有重大变化,行事已很谨慎,额克亲、吴拜又明言坚决拥护世祖,不肯顺从阿济格。济尔哈朗等会议时,也承认额克亲“从直供吐,且原非奸佞巧辩之人”(王氏《东华录》),却仍须“除宗室为民,籍其产一半,全夺所属人役。”总之,阿济格于多尔衮死后的种种行动,确是很狂妄,和朝廷对抗,而济尔哈朗等借此惩罚,也是为了报复宿怨,出于派系的斗争。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正蓝旗),也即多尔衮死敌,被多尔衮构陷,死于狱中。时隔三年,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先被下狱,后令自尽,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存亡问题,而是反映入关前后,在爱新觉罗的血统上,始终有斗争的火花在闪烁着。    
    阿济格死后,葬于北京左安门外韦公(明太监韦霦)祠旁。顺治十一年,谈迁北游时途经其地,写过一首七古《英王墓》,下半首云:    
    花门一望种苜蓿,南苑今为饮马池。    
    英王敢战气如虎,胡床解甲罗歌舞。    
    邸第斜连鹊旁,妖鬟尽隶仙韶部。    
    急管繁弦春复春,曰周曰召浸情亲。    
    倏焉日匿西山下,高冢祁连宿草新。    
    阖闾寂寞殉剑锷,桓山石椁三泉涸。    
    燕昭墓上穿老狐,几度酸风叹萧索。    
    花门原指回纥衙帐所在地,阿济格是满人,这里指他军营。鹊本为汉代宫观名。周公、召公为周文王之子,为周代辅幼主成王的开国功臣。祁连是山名,比喻高冢。吴王阖闾死后,曾以利剑殉葬。桓山典出《孔子家语·颜回》,后喻兄弟离散之悲。燕昭王为召公之后,其墓在今北京附近。    
    诗的大意,先回溯英王阿济格当年征战的威武,营幕中歌舞的奢豪,王府的华丽斜连宫苑,因为他本是周召那样辅幼主的宗亲,今则墓地荒凉,骨肉伤残,落日之下,徒有酸风萧索而已。    
    


第三部分两月之间荣辱大异 上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十二月,多尔衮卒,追尊为懋德修运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追尊皇父摄政王为义皇帝诏书》。    
    八年正月,他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有罪幽禁。十九日,义皇帝及其妃义皇后,同祔于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诏语略云:“当朕躬嗣服之始,谦让弥光,迨王师灭贼之时,勋猷茂著。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清初诸王身后的哀荣,没有一个抵得上他。    
    与此同时,世祖即命刚林至多尔衮府中将所有信符收贮内库,又命索洪等将赏功册收进大内,并以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    
    二月初十日,苏克萨哈、詹岱等告发多尔衮死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把从官罗什、博尔惠等叫来,告诉他们:睿王曾密制八补黄袍(衣服上有八种文绣),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又于永平府(在今河北)圈房,以两旗官兵移驻,与都统何(和)洛会等共定逆谋,因出猎延迟未及实行。都统谭泰也揭发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之妃,并令豪格子至府中较量射击,何洛会还以恶言骂豪格子。    
    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王满达海、端王博洛、敬王尼堪及内大臣合词追论多尔衮之罪。满达海等三个人,在顺治七年八月间,都受过多尔衮的处罚。    
    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点:    
    太宗龙驭上宾,世祖尚在幼年,令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多尔衮却不令济尔哈朗预政,而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这一条,也是济尔哈朗最痛恨的。)    
    将太宗昔年重用的诸大臣攻城破敌之功,全归于多尔衮自己。    
    所用仪仗、音乐、卫从俱僭拟至尊,造府与官阙无异,擅用织造缎匹(专门供应内廷的丝织品)。    
    将原属黄旗的皇上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刚林、巴尔达齐二族都收入多尔衮旗下。    
    诳称太宗即位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构陷豪格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户口财产不归公而肥己。言下之意,似多尔衮欲纳豪格之妻乃置豪格于死地。    
    引诱皇上侍臣额尔克岱青(额克亲)、席讷布库等附己。    
    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任喜怒为黜陟。    
    不令诸王公大臣入朝办事,令日候王府前,以朝廷自居。    
    以上罪行,由于诸大臣畏多尔衮生前声威,不敢出首,今经苏克萨哈等首告逆谋,详鞫皆实,自应严办,“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多尔衮母妻撤出庙享诏》。    
    又据《鞑靼战纪》,世祖“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阿玛,汉义为父亲。,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他了以应得的惩罚。”《鞑靼战纪》的作者为意大利人传教士卫匡国,西名为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他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来中国,顺治七年,他曾亲睹清世祖大婚典礼,所以上引所记情节必是事实,当时朝鲜使臣也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顺治八年部分。也可作为印证。    
    


第三部分两月之间荣辱大异 下

    不想到了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时,却有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上疏颂多尔衮之功,并请复爵号,修坟墓,乃下王大臣议论,却都为济尔哈朗及贝勒尚善驳斥:    
    彭长庚说:太宗创业,多尔衮之功为冠。又与诸王坚持盟誓,扶立皇上。    
    驳词说:太宗创业,遴选诸王分理六曹,从未推多尔衮功大为冠。皇上践位,亦非他独效忠诚。    
    长庚说:遇奸人煽惑,离间骨肉,如阿达礼、硕托私谋拥戴,多尔衮却执大义,立置重刑。    
    驳词说:这是因为礼亲王代善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长庚说:当时收拾明疆,关内外只知有摄政王一人,皇上远在盛京,多尔衮若于此时称帝,谁能禁之?他却迎驾入关。    
    驳词说:多尔衮克取明疆之前,济尔哈朗已攻克明之中后所等三城,当时北京不过一空城,其他亲王也能攻克。    
    长庚说:多尔衮逝世之初,尚无异议,为时无几,朝论纷起,论罪削爵,毁灭过甚。    
    驳词说:这是因近侍首告,又经过审问核实,怎能说朝论纷起。    
    长庚说:询之故老,听之传闻,前后予夺之间,似不相符。    
    驳词说:彭长庚份属新进,所询故老何人,所得传闻何语?    
    长庚说:豪格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故之条。旧时臣子犯罪,有议亲、议故、议贤、议能等八议(即八辟),凡合八项条件的可减免刑罚。    
    驳词说:豪格无故被戕害,多尔衮收其一妃,又以一妃私与母兄阿济格,此罪尚云轻小,则何罪为大?若说议亲,肃亲王豪格难道不够亲么?    
    长庚说:私匿帝服御用等物,想必由多尔衮传谕织造,迟早送至御前,只是暂贮王府。    
    驳词说:多尔衮侍女已密嘱潜置棺内,后经首告而搜出,并非暂贮。    
    长庚说:方今皇上力求安宁,而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    
    驳词说:多尔衮在日,岂无水旱之虞?而且现在也并无风雷之警,怎能以《尚书·金縢》的故事比拟?    
    又如援引周公辅成王事迹,尤属乖谬。周公诛管蔡,因为管蔡通武庚而叛,肃亲王豪格难道也曾叛反?多尔衮企图纳肃王之妃,周公曾有这种行为么?多尔衮为了建避痘处所,私动内帑,苦累官工,“周公又有此行乎”?驳词是用十分严厉正经的态度写的,却使人看了为之莞然。    
    最后,对彭长庚、许尔安的处分是:本应论死,从宽流放宁古塔(在今黑龙江)。    
    仅仅两月之间,多尔衮便由开国功臣的义皇帝而沦为脑后有反骨的乱臣贼子,亦征功高常与罪大相应。彭长庚、许尔安居然敢火中取栗,想为睿王充当义务辩护人,结果遭到流放,原是意料之中。他们的官职并不高,也不是多尔衮的亲信,说明当时对“多案”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只是有些人不敢声张,而真正属于多尔衮亲信的,有的人为了撇清关系,脱卸责任,便掉过头来反击旧主,有的人要想撇清也不济事,下一篇中就要谈到为“多案”而掀起的大狱。    
    


第三部分后皇翻前皇之案 上

    在两大派系的斗争中,一派失败后,必然会株连到许多人,被株连中成员的品行却极为复杂,有些都是朝秦暮楚,辗转矫诈,翻覆无常,最后兔死狗烹,同归于尽。多尔衮身后,就有不少例子。    
    (一)正黄旗的巩阿岱,于太宗死后,曾拥立多尔衮政敌豪格,兵围崇政殿。事发后本应论死,却得到多尔衮的赦免,兄弟四人同日受赏。后因屡次违禁,不知自重,被多尔衮降爵。    
    多尔衮逝世后,济尔哈朗先恢复巩阿岱的爵位,入议政大臣行列,其弟锡翰也封为贝子。兄弟两人,遂积极为“反多”作证,多尔衮集团的骨干由此而逐渐被收拾,他们却各得御赐牝马五十匹,以示宠信。可是到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三月,济尔哈朗以“党附睿王,构陷忠良”十六大罪,将巩阿岱、锡翰处死,正如俗语说的“酱里虫,酱里终”。    
    (二)正黄旗的谭泰,也于太宗死后竭力拥立豪格,又与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后与太祖之子、多尔衮异母兄巴布海有仇,被巴布海的太监匿名告谭泰阴谋不轨,可是谭泰向多尔衮陈诉后,多尔衮却将巴布海及有关人犯处死,没收巴的家产一半与谭泰,并信任谭泰的忠心。    
    谭泰的阿附多尔衮,引起部分黄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黄旗内部争议纷起,图赖、鳌拜等曾议其不法的罪状,应当处死,多尔衮却迟疑不决,图赖厉声责问:“尔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不决?”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