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当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沈从文还和丁玲谈到她的工作，谈到《北斗》。丁玲所表露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性格刚强处，同样使他感到她的变化。对左翼文艺曾经心存芥蒂的沈从文，他审视丁玲，愿意根据自己的理解，从热情、干练、兴奋的外表，看到她内心的寂寞。　　　　
　　　　他认为即使新的生活——自然包括和冯达的同居——能使她温暖，但仍然不能不使她感到寂寞。　　　　
　　　　同过去一样，沈从文还是从人生、从性格的角度分析丁玲。


第二部分第17节　“三年囚居”生涯

　　　　但是一切人皆各有自己一分命运，性格强一点，所负的重要也就多一点，性格随和一点，便无往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来仿佛十分随便，灵魂却是一个地道农人的灵魂。为了服从习惯重义而轻利。为了与大都市的百凡喧嚣趣味不和，故大都市的一切，凡所以使一般人兴奋处，在她便常常感到厌烦。她即或加入了左翼运动，把凡是她分上应做的事，总好好的尽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时，使她能够独自温习她的一切印象时，觉得浅薄讨厌的人，也许就正是身边那几个人。她认识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处与矛盾处，以及这个社会中某一阶级，某一问题，某一种人心灵，所有的错误与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与行为的，还是她那一分热情。她自己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就如同每一个农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时同样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为，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做的，总留下一个疑问！　　　　
　　　　他们还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及其他事情。丁玲兴奋地向沈从文追述徐家汇的罢工等上海发生的斗争。听她谈论这些，沈从文不免产生一种忧郁。在他看来，丁玲的性格与所热衷的活动，是非常不协调的。他甚至认为，丁玲是在演出生活的悲剧。他的这些见解，显然以后会为丁玲所贬斥。　　　　
　　　　这次见面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见到过冯达。这个出现在丁玲生活中的人，留给他的，只是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受。他为丁玲的生活和未来忧虑，这种忧虑还带有只有沈从文才有的淡谈的悲哀。丁玲，或左翼文艺界人们也许不理解他的这种忧郁和悲哀，更不会赞同他。他对冯达的评述，对丁玲爱情生活的分析，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异议。特别是丁玲，许多年后，她读到这些文字，不能不感到某种不满。但是，沈从文却是真诚的叙述着这一切，以一个朋友的友情，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直觉。　　　　
　　　　这次在上海的见面，短暂而匆匆，沈从文和丁玲的思想之间，显然隔阂更大，尽管昔日的友谊还维系着他们。他们都不曾预料，丁玲很快就会被国民党绑架，在三年的时间里，消失在无从知晓的角落。随后，他们虽然屡次重逢，但恩怨沧桑，昔日友谊不复存在，这次见面也就成了一曲绝唱。　　　　
　　　　很快，丁玲失踪的消息将使沈从文最后一次表现出他的侠义和情谊。　　　　
　　　　丁玲失踪了。消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沈从文在青岛知道了这一消息。5月的海滨，正是美丽的时节。张兆和刚刚来到这里，沈从文对她长达数年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然而，平静和喜悦顿时打破。　　　　
　　　　丁玲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　　　　
　　　　在3月前后，沈从文还和丁玲有过通信。他收到丁玲的信，信中丁玲谈到她近来的心情，还谈到她对正在构思创作的一部作品的想法，这部作品应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母亲》。丁玲信中写到：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子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狯，亏他们总找寻得出一个逃脱责任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俨然极其合理！我正想写一本书，写一个与这种通常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这个人比目下许多人还更懂得做英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她也看得极其清楚在如今的中国，作一个真的好公民，义务还有一些什么事。我预备把她坚实卓大的性格写出来，且很残忍的让她在一切不幸的下贱生活里去受折磨，还让她在那一点为真理而寻觅的路途中死去，你能不能贡献给我一点意见？　　　　
　　　　沈从文回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丁玲。他鼓励丁玲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他也认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正需要丁玲所说的女性：朴素、单纯、结实、坚强，不在物质下低首。“她即或不能如贵妇人那么适宜于在客厅中应对酬酢，只许可她贴近这个社会最卑贱的一方面，但因此却见了多少日光下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就为这真实的大多数的人类行为而跳着……”　　　　
　　　　5月传到青岛的不是新的作品的成功，却是丁玲被绑架的消息。　　　　
　　　　丁玲是在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　　　　
　　　　这天上午，她和冯达分别出门，冯达说是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则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头一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便怀疑有特务跟踪他，所以两人约定，在中午12点以前都必须回家，如果一个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位就应该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提前回到家中：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　　　　
　　　　不该有的疏忽。白色恐怖下难以避免的灾难。　　　　
　　　　由冯达带领特务前来家中，却是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耐劳，生活上也没有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不管丁玲后来多么痛苦或懊悔，这毕竟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冯达的这一举动，倒是证实了沈从文对他的直觉的合理性。沈从文当年写出前面那些对冯达的评说时，并不知道丁玲被捕的事情，更不知道冯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也许可以看作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观察人物性格方面所具有的特殊能力。　　　　
　　　　丁玲这样写到被捕的现场经过：“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丁玲见到冯达。　　　　
　　　　“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丁玲和潘梓年被带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冯达一起，被送上火车，前往南京，开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的生活——人们常说的“三年囚居”生涯。　　　　
　　　　从报纸上、从朋友的信中，沈从文得知了这一消息。胡也频的悲剧，眼看又在丁玲身上重现，这不能不让沈从文为朋友的遭际而痛苦，为国民党当局的行径而愤慨。5月25日，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　　　　
　　　　据当年7月立达书局出版的《关于丁玲女士》中《丁玲失踪考》一文介绍，报界对丁玲失踪的报道，最早见于5月24日上海《大美晚报》，由此看，沈从文可以说是较早对丁玲被绑架事件作出反映的作家。　　　　
　　　　沈从文在文章中，以极其愤慨的心情，控诉和指责绑架丁玲的行为。时常被人们视为温和且对左翼文艺持批评态度的沈从文，这里却判若两人，对友人的情谊，使他如同一个战士一样，用笔向社会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他写到：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沈从文的这篇文章6月4日发表在北京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时，文后有胡适于6月1日写的附记。胡适说：“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沈从文却不相信吴铁城的这一说法，6月4日，他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发表在6月12日的《大公报》上，他说：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然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一个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　　　　
　　　　被“捕”被“绑”不过是词义上的分别，她的失踪由于政治关系，毫无可疑。……上海绑票固已成为某种人的专业，但总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这种手段，对于一个作家，使其忽然失踪。　　　　
　　　　…………为这件事情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卫”且指示出自卫方法以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第二部分第18节　沈从文结婚了

　　　　除了撰写文章之外，沈从文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文化界集体营救丁玲的活动。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要求释放丁、潘二人。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院长司法部罗部长钧鉴，比闻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右文之德也。　　　　
　　　　人们等待着，人们奔波着，左翼作家也好，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好，几乎所有有正义心的作家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消息，称丁玲已于6月15日被枪杀。这一报道很快被证实为谣言，但丁玲被杀的谣言，却促使沈从文于失去朋友的痛苦之中，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　　　　
　　　　张兆和回忆，丁玲被捕的消息传到青岛时，她已经从苏州到了那里，准备同沈从文结婚。他们曾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被杀害，沈从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三个女性》的。这篇小说大概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便写出了。　　　　
　　　　小说基本上以沈从文所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张兆和则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黑凤的生活原型。沈从文把小说的地点放在一个海滨避暑地，借三个在海滨游玩的女性的谈论，来写在远方受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