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通俗演义–民国演义 作者:蔡东藩

行代表，即起身离座道：“用款如此模糊，若非另商办法，如何借得？”唐总理也即起立道：“办法如何？还请明示。”德代表冷笑道：“欲要借款，必须由敝国监督用途，无论是否裁兵，不由我国监督，总归没效。”唐总理迟疑半晌道：“这却恐不便呢。”各代表都起身道：“贵总理既云不便，敝银行团亦并非定要出借。”一着凶一着，一步紧一步。言毕，悻悻欲行，唐总理复道：“且再容磋商便了。”各代表一面退出，一面说着道：“此后借款事项，也不必与我等商量，请径向敝国公使，妥议便了。”数语说完，已至门外，各有意无意的鞠了一躬，扬长竟去。借人款项，如此费力，何不自行撙节？唐总理非常失望，只好转达袁总统，袁总统默默筹划，又想了一计出来。看官道是何计？他想四国银行团，既这般厉害，我何不转向别国银行暂去乞贷呢？此老专用此法。计划已定，便暗着人四处运动，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居然仗义责言，出来辩难。他说：“四国银行团，既承政府许可，愿出借款，帮助中国，亦应迁就一点，为何率尔破裂？此举太不近人情了。”这语一倡，英、美两公使不免恐慌。暗想日、俄两国从中作梗，定是不怀好意，倘他承认借款，被占先着，又要费无数唇舌。只此借款一项，外人已各自属目，况比借款事，较为重大呢。当下照会临时政府，愿再出调停，袁总统也觉快意，只自己不便出面，仍委唐总理协议。唐总理惩前毖后，实不欲再当此任，只是需款甚急，又不好不硬着头皮，出去商办，正在徬徨的时候，凑巧有一替身到来，便乘此卸了肩仔，把一个奇难的题目，交给了他，由他施行。繄何人？繄何人？正是：
　　会议不堪重倒脸，当冲幸有后来人。
　　欲知来者为谁，且至下回说明。
　　
　　孙中山遵约辞职，不可谓非信义士，与老袁之处心积虑，全然不同，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或谓中山为游说家，非政治家，自问才力不逮老袁，因此让位，是说亦未必尽然。顾即如其言以论中山，中山亦可谓自知甚明，能度德，能量力，不肯丧万姓之生命，争一己之权位，亦一仁且智也。吾重其仁，吾尤爱其智。以千头万绪棼如乱丝之中国，欲廓清而平定之，谈何容易？况财政奇窘，已达极点，各省方自顾不遑，中央则全无收入，即此一端，已是穷于应付，试观袁、唐两人之借债，多少困难，外国银行团之要挟，又多少严苛，袁又自称快意，在局外人目之，实乏趣味，甫经上台，全国债务，已集一身，与其为避债之周赧，何若为辟谷之张良，故人谓中山之智，不若老袁，吾谓袁实愚者也，而中山真智士矣。
　　
　　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却说国务总理唐绍仪，正因借款交涉，受了银行团代表的闷气，心中非常懊恼，凑巧来了一个阁员，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厅人，素有才名，时人呼为熊凤凰，此时来京任职，当由唐总理与他叙谈，把借款的事件，委他办理。熊亦明知是个难题，但既做了财政总长，应该办理这种事情，诿无可诿，当即允诺。唐总理遂函告银行团，略说：“借款办法，应归财政总长一手经理。”银行团复词照允，于是与熊总长开始谈判。熊总长颇有口才，凭着这三寸不烂的慧舌，说明将来财政计划，及大宗用途与偿还方法，统是娓娓动人。
　　银行团代表，允先付垫款若干，再议大借款问题，惟遣散军队时，仍须选派外国军官，公同监督。说来说去，仍是咬定监督二字，外人之不肯少让，可见一斑。经熊总长再三辩论，再四磋商，方议定中外两造，各派核计员，每次开支，须由财政部先备清单，送交核计员查核，核计员查对无误，双方签押，始得向银行开支。惟银行团只允先付三百万两，分作南北暂时垫款，支放军饷，但亦须由洋关税司，间接监视，以昭信实。至大借款问题，须俟伦敦会议后解决，看官！你想这三百万两小借款，既须由核计员查对，又须由税务司监视，核计员与税务司，统是洋人参入，显见得洋人有权，中国无权。临时政府，两手空空，也顾不得甚么利害，只好饮鸩止渴，聊救目前。借债者其听之！当下由熊总长至参议院，与各议员开谈话会，讲论此事。议员聚讼纷纭，未曾表决。熊总长返至内阁，即受总统总理密嘱，与银行团草定垫款合同共七章，嗣为参议院闻知，即提出质问。唐总理与熊总长，不得不据情答复。略云：
　　垫款为借款之一部分，拨付垫款三百万，又为垫款中之一部分，既非正式借款，即不应有此条件。无如该团以拨付垫款，既已逼迫，伦敦会议，又未解决，深恐我得款后，或有翻悔，故于我急于拨款之际，要求载入七条于信函之后，当因南北筹饷，势等燃眉，本总理总长迫于时势，不得不循照旧例，两方先用信函签字拨款，所拨之三百万两，不过垫款之一部分，为暂时之腾挪，且信函草章，并无镑价折扣利息抵押之规定，不能即谓为合同，故于签字以前，未及提出交议，还希原谅！此复。
　　参议员接此复文，仍有违言，大致以此项条件，虽系草章，就是将来商订正式合同的根据，若非预先研究，终成后患；乃复提出请愿书，要求总统提出草合同，正式交议。袁总统允准，遂将草合同赍交参议院，咨请议决。议员会议三日，各怀党见，没甚结果。唐总理熊总长再出席宣言，略谓：“垫款条件，参议院未曾通过，伦敦会议，亦无复信，虽尚有磋商的机会，惟外人能否让步，实无把握。
　　贵院能先对大纲，表示同意，再行指出应改条文，本总理等必当尽力磋商，务期有济。”各议员一律拍掌，表示赞成。
　　于是公同讨论，絮议了好多时，方由议长宣布意见，谓：“垫款一节，既属目前要需，不能不表示同意。但所开草合同七条，如所订核计员查对，及税务司监视，有损国权，应由政府与银行团，再行磋商，挽回一分是一分，不必拘定某条某句，使政府有伸缩余地，当不致万分为难了。”唐、熊两人，巴不得参议院中，有此一语，遂将彼此为国的套语，敷衍数句，即行去讫。
　　过了数天，由江南一方面，来了两角文书，一角是达总统府，一角是交参议院，内称：“垫款章程，不但监督财政，直是监督军队，万不可行，应即责令熊总长取消草约，一面发行不兑换券，权救眉急，并实行国民捐，组织国民银行，作为后盾”等语。书末署名，乃是南京留守黄兴。接连是江西、四川等省，均通电反对。袁总统置诸度外，参议院也作旁观，只有这位熊凤凰，刚刚凑着这个时候，不是被人咒骂，就是惹人讥评。做财政总长的趣味，应该尝些。他愤无可泄，也拟了一个电稿，拍致各省道：
　　希龄受职，正值借款谈判激烈，外人要求请派外国武官监督撤兵，会同华官点名发饷，并于财政部内选派核算员，监督财政，改良收支，两次争论，几致决裂，经屡次驳议，武官一节，乃作罢论，然支发款项，各银行尚须信证，议由中政府委派税司经理。至核算员，则议于部外设一经理垫款核算处，财政部与该团各派一人，并声明只能及于垫款所指之用途，至十月垫款支尽后，即将核算处裁撤，此等勉强办法，实出于万不得已，今虽拨款三百万两，稍救燃眉，然所约七款大纲，并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于数月内设法筹足，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后盾，使每月七百万之军饷，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是正希龄之所日夕期之也。希即答复！
　　各省长官，接到熊总长这般电诘，都变做反舌无声，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留守，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子，前时所拟方法，统能说不能行，要他从实际上做来，简直是毫无效果，因此也无可答复，同做了仗马寒蝉。近时人物，大都如此，所以无一足恃。熊总长复上书辞职，经袁总统竭力慰留，始不果行。再与银行团磋议，商请取消核计员，及税司监视权，银行团代表，以垫款期限，只有数月，且俟伦敦会议后，如何解决，再行酌改云云。看官听着！这伦敦会议的缘起，系是四国银行团，借英京伦敦为会议场，研究中国大借款办法，及日、俄加入问题，小子于前回中，曾说日俄银行，出来调解，他的本旨，并非是惠爱我国，但因地球上面，第一等强国，要算英、法、俄、美、日、德六大邦，英、法、美、德既集银行团，日、俄不应落后，所以与四国团交涉，也要一并加入。强中更有强中手。四国团不便力阻，只得函问中政府，愿否日、俄加入。中政府有何能力，敢阻日、俄，况是请他来的帮手，当然是答一“可”字。哪知俄人别有用意，以为此项借款，不能在蒙古、满洲使用，自己方可加入。明明视满、蒙为外府。日本亦欲除开满洲，与俄人异意同词。各存私意。四国团当然不允，且声言：“此次借款，发行公债，应由本国银行承当，英为汇丰银行，法为汇理银行，德为德华银行，美为花旗银行，此外的四国银行，及四国以外的银行，均不得干预。”这项提议，与日、俄大有妨碍，日、俄虽加入银行团，发行债票，仍须借重四国指定的银行，与未加入何异，因此拒绝不允，会议几要决裂了。法国代表，从中调停，要想做和事佬，怂恿五国银行团代表，由伦敦移至巴黎，巴黎为法国京都，当由法代表主席。法代表亦自张势力。磋商月余，俄国公债票得在俄比银行发行，日本公债票得在日法银行发行。至日、俄提出的满、蒙问题，虽未公认，却另有一种条件订就，系是六国银行团中，有一国提出异议，即可止款不借，此条明明为日、俄留一余地，若对于中国，须受六银行监督，须用盐税抵押。
　　彼此议定，正要照会中国，适中政府致书银行团，再请垫款三百万两，否则势不及待，另筹他款，幸勿见怪。银行团见此公文，大家疑为强硬，恐有他国运动，即忙复书承认，即日支给。也受了中国的赚，但得握债权，总占便宜。中政府复得垫款。及挨过了好几天，六国银行团，遂相约至外交部，与外交总长陆征祥晤谈，报告银行团成立。越日，又与陆、熊两总长开议借款情形。陆总长已探悉巴黎会议，所定条件，厉害得很，遂与熊总长密商，只愿小借款，不愿大借款，熊总长很是赞成，当下见了银行团代表，便慨然道：“承贵银行团厚意，愿借巨款，助我建设，但敝国政府，因债款已多，不敢再借巨项，但愿仿照现在垫款办法，每月垫付六百万两，自六月起，至十月止，仍照前约办理便了。”看官！你想六国银行团，为了中国大借款，费尽唇舌，无数周折，才得议妥，谁料中国竟这般拒绝，反白费了两月心思，这班碧眼虬髯的大人物，哪肯从此罢休，便齐声答道：“贵政府既不愿再借巨款，索性连垫款也不必了。索性连六百万垫款，也还了我罢。”陆、熊两总长也自以为妙计，那外人的手段，却来得更辣。陆总长忙答辩道：“并非敝国定不愿借，但贵银行团所定条件，敝国的人民，决不承认，国民不承认，我辈也无可如何，只好请求垫款，另作计划罢了。”银行团代表，见语不投机，各负气而去。陆、熊两总长以交涉无效，拟与唐总理商议一切。唐总理已因病请假，好几日未得会叙，两人遂各乘马车，径至唐总理寓所。名刺方入，那阍人竟出来挡驾，且道：“总理往天津养病去了。”去得突兀。两人不禁诧异，便问道：“何日动身，为何并不见公文？”阍人只答称去了两日，余事一概未知，两人方怏怏回来。
　　看官！你道这唐总理如何赴津，当时京中人士，统说是总理失踪，究竟他是因病赴津呢？还是另有他事？小子得诸传闻，唐总理的病，乃是心病，并不是什么寒热，什么虚痨。原来唐总理的本旨，以中国既行内阁制，所有国家重政，应归国务员担负责任，因此遇着大事，必邀同国务员议定，称为国务会议。偏偏各部总长意见不同，从唐总理就职后，开了好几次国务会议，内务总长赵秉钧，未见到会，就是陆海军总长，虽然列席，也与唐总理未合，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与唐总理俱列同盟会，意气还算相投。又有工商次长王正廷，因陈其美未肯到京，署理总长，也与唐不相反对。交通总长施肇基，与唐有姻戚关系，自然是水乳交融。此外如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超然派，无论如何，总是中立。财政总长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