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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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博森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对的，除了义和团：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0节　北京之围（3）

　　　　法国使馆里的一位语言学家伯希和2声称，有一天，他越过使馆街上中国人的工事。士兵们请他喝了茶，并把他带到了总理衙门，在那儿，荣禄很关切地向他询问使馆区内的饮食起居情况。伯希和的回答让荣禄松了一口气：使馆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新鲜的蔬菜而已。他倒是美滋滋地饱享了一顿盛宴，共21道菜，然后就被护送回了使馆，口袋被桃子塞得鼓鼓的。他带来了好消息：李鸿章总督有望不久从广州经上海来京，以安排一次和谈。　　　　
　　　　除了对正在到来的事情懵然无知之外，西方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冒冒失失断然下错误的结论。他们憋在使馆区内受的苦实在很有限。他们从不缺乏食物。他们洗劫这一区域内所有商铺、货栈和仓库，吃喝日用，车载斗量，全弄到使馆里。他们在使馆街上找到了一家被放弃的粮店，储藏着200吨小麦，另外还有大米、玉米和其他粮食。多亏了对英伯克和基鲁夫的两家百货店的解放，酒和香烟才有了充足的供应。至少有一千件香槟酒。使馆里大多数人每天都把酒当水喝。许立德在日记中透露：“有了这些劫掠来的香槟酒和雪茄，我们的聚餐会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他说，7月里一次典型的晚宴，唱主角的是“绿豌豆、（瓶装）玉米布丁和嘶嘶冒泡的香槟酒。”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状态良好。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北京饭店，他们在那儿每天烤300块面包。他们为每个掏得起钱的人提供饮食服务。辛博森描述了饭店的场景：“每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磨面、淘米、宰杀禽畜。”　　　　
　　　　使馆里的一些人的确生活得非常好。斯奎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客人波莉·史密斯、莫理循（受伤之前），要算是最好的了。他们在进餐的时候吃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保鲜水果、腌牛肉、罐头青豆、法国鱼酱、浓缩牛肉汁、通心面、喝不完的香槟酒和咖啡。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室里，40个人坐下来享用每一顿优雅大餐，穿着得体的晚宴礼服——传教士不允许参加。　　　　
　　　　有一个与中国人交易的黑市，生意颇为兴隆，正如辛博森报道过的（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鸡蛋和军火的秘密交易仍在进行，参与者是那些来自董福祥的露营地的变节军人。我们通过向周围那些比较友好的军人支付大把大把的现钞，而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的鸡蛋，他们用篮子和布袋偷来这些玩意儿，得到的回报就是接受一叠叠的银元，这些鸡蛋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分配。有些人得到多一些，有些人则少一些……同时，许多贫穷的传教士女人却困苦不堪。”　　　　
　　　　为了解决那些正规士兵和传教士们的吃饭问题，在英国使馆的假山上垒起了炉灶，上面架起了大锅，煮的是罐装牛肉和米饭，那些穿着印花布围裙的中国基督徒厨子，大汗淋漓地照看着这些家什。　　　　
　　　　有数千听罐装腌牛肉，不过要是偶尔碰上用咖喱赛马肉作为替代的话，每个人都会兴高采烈。6月24日，翟兰思大声嚷嚷道：“啥时候要是能吃上点新鲜肉换换口味，我就高兴死了，打自上个星期三以来，我们就一直靠罐头食品为生。这马肉（最好是赛马肉）还真不赖，颇似牛肉，不过稍微有点韧，不太容易嚼。”对于使馆中的美食家来说，喜鹊和麻雀（他们称之为“野味”）是对赛马肉的补充。他们不吃食腐的乌鸦——那些在排水沟小分队的头顶上跳舞和争吵的家伙，他们全送给了中国基督徒。　　　　
　　　　就在使馆里的人成天为腌牛肉和香槟酒而牢骚满腹的时候，肃王府里的2；000教民却正饿得两眼冒金星。丰富的粮食储备全被使馆方面留下了（250吨小麦、大米和玉米），教民们只有干瞪眼。当他们带来的那点可怜的补给被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们只得求助于中国古老的食物来源：树皮、树叶、树枝、树根，最后是泥土。肃王府内大多数青草绿叶早就被使馆的那些赛马吃得差不多了。　　　　
　　　　波莉·史密斯解释：“迄今为止，我们每天仍能给他们一定数量的食物，但我们也节余不了几天了。……每天早晨都有两匹马在屠宰房里被打死，然后分配给各个食堂，其中一半不能吃的部分，被那些饿得要死的人津津有味地吃掉了。”她补充说，他们是生吃下去的。　　　　
　　　　肃王府确实是铁帽子们断断续续进攻的一个焦点。最初，他们带来了十来门野战炮，在最初的五天里，当这些大炮朝使馆区的屋顶上开火时，结果给那些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损坏，不过在他们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之前，在荣禄的命令下，这些大炮被拉走了。仅仅在肃王府，这些野战炮才是近距离直接开火，摧毁了高高的花园宫墙，将挤作一团的教民暴露在直接攻击之下。中国人所拥有的其他大炮，包括速射克虏伯炮，在围攻期间并没有派上用场，最后的8天是个短暂的例外。　　　　
　　　　大量关于围攻的悲剧神话，不得不由使馆方面到那些教民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中去抄袭。到了7月13日，在攻打花园23天之后，肃王府四分之三的部分已经落入清军之手。英勇无畏、聪明过人、毅力可嘉的柴五郎大佐和他的日本水兵们是怎样阻挡铁帽子军队席卷整个花园、屠杀所有本国教民的呢。　　　　
　　　　焦虑不安的西方人很乐意把这个使命留给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另外的麻烦要对付。虽然他们百分之九十的人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拳民，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男人和女人）都躲在紧闭的门后不住地歇斯底里，或者继续猛灌那些抢掠来的五花八门的酒：香槟、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所谓的围攻，倒成了一个酒气熏天的节假日。有些使馆人员则热心于当众表演装模作样的冷静。留声机及音乐盒也被从基鲁夫的商店里解放了出来。只要得到最轻微的鼓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的夫人璞科第太太（从前是圣彼得堡一位歌剧演员）就会引吭高歌，来几支咏叹调。英国人则打板球。当大雨倾盆、水漫金山的时候，使馆里的人就扎起木筏，在附近划水玩。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冯·贝洛先生总是一边喝荷兰杜松子酒，一边弹钢琴。波莉·史密斯说：“在一次可怕的进攻期间，他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末日。……他忍受着灵魂的巨大痛苦，弹奏着，但几个小时之后被粗暴地唤醒了，人们告诉他，进攻全都结束了，这一次他至少不会在如醉如痴的音乐中被杀死了。”到处都有牢骚满腹。人们觉得：这些外交官们逃避了他们所有的职责。　　　　
　　　　美国公使的夫人、虔诚地献身于基督科学教派的莎拉·康格倒显得很乐观，这真令人气恼。“她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波莉写道，“使我们烦躁不安、荒腔走板的，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非常时期。她还强调：虽然有战争对抗的表面迹象，但那确实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并没有一颗子弹进入房子。错误地导致我们相信这是实情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过于敏感的头脑。”不管怎么说，莎拉·康格是对的。围攻主要是他们的想象，很少有子弹落到附近的任何地方。围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休战中度过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场围攻，不如说是一次冷战。　　　　
　　　　赫伯特·斯奎尔斯，美国使馆贪得无厌的一等秘书，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如果斯奎尔斯先生是公使，我们就决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　斯特劳兹上校被杀后，斯奎尔斯就成了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　　　　
　　　　法国公使、前新闻记者毕盛，一位大个子男人，蓄着威严气派的胡子，常听到他嘴里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法语：我们完了。）在英国佬当中，对毕盛看法完全一致。辛博森称他“胆小鬼”，而莫理循则称他“贪生怕死的杂种”，“整个使馆区的笑柄”以及“可恶的懦夫”。鬼也想象不到，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法国使馆的地底下挖地道，除非是一门心思要摧毁它那非同凡响的酒窖。　　　　
　　　　围攻刚开始的时候，毕盛就让使馆卫兵帮着他烧掉了所有的外交档案，而毕盛太太则手忙脚乱扑住那些飘起来的纸片，再烧掉它们。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把自己的档案给烧了。莫理循对于法、俄两国外交的相对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法国外交档案出价5；000美元，俄国的则是50；000美元。　　　　
　　　　最近以来一直强健矍铄的罗伯特·赫德爵士，因为感到绝望而在眨眼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如今65岁了，而且日益衰弱，却要装出勇敢的样子。虽然收到了让他打上黑领结去窦纳乐爵士的专用餐桌上用餐的邀请，但他拒绝了，还是和自己的晚辈助手一起吃饭。辛博森说赫德“携带着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武器——至少有两把大号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被他绑缚在自己单薄的身体上，而且很可能还有第三把，藏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赫德拒绝参加抢掠酒和雪茄。根据他的命令，海关的食堂总是很朴素：早餐是米饭、茶和果酱，午饭是咖喱赛马肉和米饭，晚餐是咖喱赛马肉、米饭和果酱。赫德深信：满清朝廷已经被疯狂浪潮席卷一空，如今可能一切都没了。他身陷使馆，也无从展开调停，这一事实让他感觉到虚弱而疲乏。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赫德在一封信里写道：“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感到非常痛心。”他的悲痛，除了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宅邸以及毕生的纪念品之外，他的自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方面，赫德没法不去想：中国人在设法杀死他（他们最堪信任、最有价值的雇员）。但这只不过是他在工作中的想象，受到了使馆里一种普遍假想的传染，这种假想认为他们所有人随时都可能被杀，就像在印度兵变中被害的那些英国家庭一样。由于从来也没有哪个洋人像他那样，是个内部人，所以，如果他也没有提前得到通知，那实在太令人难堪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许多已经出现的信号，就像《字林西报》的通信所警示外国人的那样。在自己的日记里，他注意到了所有那些征兆，然而不知何故，多年来他越来越自我满足，已有的预警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要不了多久他就感到麻木了。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朝廷上的保护人（包括太后）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的牺牲，是由于形势的失控，而并不是由于那些背判了他的信任的朋友们。最糟糕的是，赫德在搬入英国使馆的时候发现，所有西方外交官憎恶他，其程度比自己曾经猜想的要严重的多。他们清楚地表明：是他们，而不是赫德，如今在控制着这场演出并发号施令。他是一根额外的拇指，无用而可恶。　　　　
　　　　天气也不帮忙。时当仲夏，气温超过华氏100度，来自戈壁滩的热风裹挟着灰土和扬沙。苍蝇无处不在，军队和蛆虫一同爬行。熏天的臭气尤其可恶。　　　　
　　　　有许多甜水井，还有一些味道不佳的水井，所以，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虽然使馆里的水井都愚蠢地紧挨着臭水河，而且大多数水在烧开后要沉淀半个多小时才能喝。痢疾是使馆区内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　　　　
　　　　在7月的停火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乐队里的一位老号手偷偷溜进来了。他挨了一位满清官员的打，一只耳朵被割掉了，因为那些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密探，他这次来是因为他知道外国的医生手段高明。他说，外国军队在大沽大获全胜，并且已经占领了天津，而董福祥和从前的义和团已经去阻挡外国军队进一步向北京推进了。　　　　
　　　　7月18日，一封信被偷偷地带给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