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

兹将所得汇志如后。失事情形：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装载邮件四十余磅，由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驾驶出发，乘客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拟去北平，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由徐继续北飞，是时天气甚佳，不料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大火不能遏止。飞行师王贯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办理善后事：后事津浦路警发觉，当即报告该地站长，遂由站长通知公司济南办事处，再由办事处电告公司，公司于昨晨接电后，即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乘飞机赴京，并转津浦车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以便办理善后。公司方面，并通知徐宅，徐宅方面，一方面即嘱公司代为办理善后，一方面亦已由徐氏亲属张公权君派中国银行人员赶往料理一切。公司损失，济南号为司汀逊式，于十八年蓉沪航空公司管理处时向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哩，今岁始换装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飞驶，不意偶遇重雾，竟致失事，机件全毁，不能复事修理，损失除邮件等外，计五万余元……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线飞机来沪，……才五六日，以教务纷繁，即匆匆拟返，不意竟罹斯祸……徐之乘坐飞机，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赠，……票由公司赠送，盖保君方为财务组主任，欲藉诗人之名以作宣传，徐氏流沪者仅五日。”　　　　
　　　　这是志摩死难的新闻。　　　　
　　　　整整一天，林徽因的眼前闪动着一团火光，徐志摩散文中《想飞》中的那几句话，不时地撞进她的脑海：“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行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凭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三人，22日上午9时半赶到济南，在齐鲁大学乘夜车赶到徐志摩停灵的福缘庵。　　　　
　　　　在返回北平之前，梁思成悄悄捡起了“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放进自己提包里，这是林徽因再三叮嘱的。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极具代表性：“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坐机可死，乘船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壁上，直到她病逝。数年后她还继续发表写给徐志摩的情诗。在她临终前，她要求并第一次见到了张幼仪，却什么话依然没说出过。张幼仪却明白了她对徐志摩的爱。　　　　
　　　　徐志摩死了以后，小曼受到的打击很大，而她所遭受的批评也大。因为她没有再嫁，仍顶着徐志摩夫人的名义；却又和翁瑞午秘密同居。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里，是最招人议论的。像小曼那样的柔艳，又那样的漠视社会上所认可的道德，在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上，真是为所欲为的一个人。一个女人，不管美丑，她如果不怕批评，不顾道德，而任性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一定是悲剧的主角，小曼既有这样的性格，而又有不良的嗜好，想不演悲剧也不可能了。


第四部分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6）

　　　　不过自从志摩去逝以后，陆小曼就素服终身了，从不见她去游宴场所一次。她每天供着徐志摩的遗像，给他上鲜花。但她离不开瑞午，瑞午也变卖了一切古董书画来供养陆小曼的芙蓉税。小曼病了，终日缠身，她掉了一口牙齿，从没有镶过一个。光泽的秀发，常常经月不梳，她已变成了一个春梦婆了。但是瑞午却奉之如神明，只要小曼开口，他什么都能办到，你不要以为小曼憔悴到这样子，便失去了她旧日的风度，只要你一听她开口，她的林下之风仍能让你听到。小曼的家，至后反而成了文友的集会的场所。　　　　
　　　　抗战期间，陆小曼没有离开上海，但没有与敌伪来往，她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不过由于她的鸦片烟瘾太重，伤害了她，生活就更加的艰苦了。　　　　
　　　　抗战胜利后，她又编辑了一册《志摩日记》，把版权卖给了晨光出版公司。在序文里，并曾说明她脱离了病的纠缠，要振作起来的决心，还想做一些事，要为志摩编一部全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实现。　　　　
　　　　自从徐志摩去逝后，陆小曼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陆母的一句话说得最中肯：“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　　　　
　　　　徐志摩的元配张幼仪以自立延续着对徐志摩的热爱，她离婚后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令人瞩目的新女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写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1）

　　　　郁达夫：（1895～1945年）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1895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三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育成人，让他接受教育，期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其间的屈辱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郁达夫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在文学界引起不少关注。1912年考入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和许多20世纪初的著名文人一样，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被母亲包办的。1920年，当他被母亲匆匆召回家乡完婚时，娶来了一位也算是知书达礼、颇有才情的贤惠女子——孙荃。　　　　
　　　　这个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并不是郁达夫的意愿。郁达夫曾经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是其母亲一手包办的。尽管郁达夫追求新思想，但是对于这场婚姻却无力抵抗。根据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孙荃是这样一位女性，自幼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从没进过城市，小脚，看的书只不过是私塾里读的《列女传》、《女四书》等旧书。就连如何才能把一个女人打扮得娇俏，以及怎样才能裁剪出流行式样的衣服都不知道。只把柔顺二字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　　　　
　　　　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比较有才情，但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缺少一份激情。郁达夫在婚姻问题上的妥协来自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感情，但也不愿意违抗母亲，他能做到的最大的反抗只是不举行结婚仪式，不请媒人而已。　　　　
　　　　就当时来说，这是相当破格的举动，对新娘来说，这也是极大的打击。但较之以后的日子，这只是苦涩的开始。结婚以后，两人维持着平静的生活，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了两男两女。　　　　
　　　　婚后不久，郁达夫继续他的日本求学之路，1922年回国后，参加了建于1921年的文学组织创造社，编辑多份报纸，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著名作品，是难得的一位敢于直视自己的作家。　　　　
　　　　1923年起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校任教，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1926年秋天，创造社名誉日下，社务被一帮闲人弄得乱七八糟。发起人之一的郭沫若随着北伐军去了前线，创造社无人打理，一片混乱。而此时，恰逢爱子龙儿生病，郁达夫却奔波于北平和广州之间。不到半年，龙儿患脑膜炎去逝，这锥心之痛差点打垮了他。而他在广州大学的教职，又被别人抢去了。在家庭、事业的双重重压下，在前途的一片灰暗中，郁达夫毅然前往上海，重振创造社。此时的郁达夫，落寞孤寂之情溢于心间，他已经三十岁了，甚感前途茫茫，漂泊不定。　　　　
　　　　到上海后，郁达夫住在出版部里，后迁居到市郊的上海艺术大学。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环着乡农的田舍。远处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几间红屋顶的洋房。随着春天的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天地有了绿意。　　　　
　　　　郁达夫一到上海，就开始忙于整理创造社的部务，他在上海的事情主要是写稿，另外还要四处找人约稿。工作上的忙碌辛苦和生活的孤寂形成了极大的落差。在上海的巷子里，他一个人徜徉于酒家、书局和朋友之间，企图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而他的落寞总是难抑于心，这从他的日记不难看出。　　　　
　　　　“八日，星期五，雨大而风急。　　　　
　　　　晨七时刚醒，听窗外雨滴声更觉得凄楚。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先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　　　　
　　　　工作之余，郁达夫常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买书或看书，一来二去，和书店的老板内山先生就成了熟人。　　　　
　　　　一天上午，郁达夫正在店堂里和内山先生谈话，背后传来一声大叫：“达夫！果真是你！”　　　　
　　　　郁达夫转头一看，认出来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孙百刚。孙百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我一进门就听见了你的声音，我们差不多快两年不见了。”　　　　
　　　　“百刚，你怎么会来上海？我听说你在温州。”郁达夫遇到旧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我来了好多天了。你不是在广州吗？几时到上海的？”　　　　
　　　　“我才来不久。”　　　　
　　　　“住在哪里？”　　　　
　　　　“住在创造社。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马浪路尚贤坊。”　　　　
　　　　两人坐下，细谈别后种种。由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险恶的时局，以及若干朋友的沉浮。后来郁达夫问清楚了孙百刚的地址，约定去看他。　　　　
　　　　郁达夫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邂逅他用一生去负担的、痛苦与甜蜜纠缠的浪漫。　　　　
　　　　1月份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暖洋洋地从街道上的梧桐树的树枝间参差地射下来。这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出去办完事后，就去法租界来看孙百刚。


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2）

　　　　孙百刚住在尚贤坊。他住的是一大间前楼，窗口南向，阳光充足，空气通畅，是一间集卧室、膳厅、书房、会客室于一体的前楼。　　　　
　　　　刚上扶梯，郁达夫就喊着孙百刚的名字走上来，进屋之后，孙百刚先指着孙太太给他介绍。　　　　
　　　　“这位就是孙太太。我和百刚是老朋友，以后要常常走动，请孙太太不要客气。”郁达夫一边对孙太太说着应酬话，一边却看到屋内还坐着另一位年轻女子，心中一惊，居然还有这样漂亮的女子，黑发白肤，明眸皓齿，既有着江南女子的秀丽又兼有新女性的时尚。这位让郁达夫惊为天人的女子就是王映霞。　　　　
　　　　“这位是王小姐，我们一起从温州逃难到上海来的。”孙百刚随即指着已经站起来在打招呼的王映霞说。　　　　
　　　　“王小姐，请坐请坐。”郁达夫自己也坐下来了。　　　　
　　　　“不要客气，她们都读过你的小说，一向景仰你的。”孙百刚对郁达夫说。　　　　
　　　　“郁先生，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大作了，大约有杰作在创造中吧。”孙太太忙着招呼王映霞，这样敷衍着达夫。　　　　
　　　　“我的小说都是青年时期胡乱写成，说起来是难为情的。近来也没有心思多写了。”郁达夫神经质的脸上，薄薄地泛起一层红晕。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孙太太坐下来这样问。　　　　
　　　　“她是乡下人，没有出来。”郁达夫很自然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