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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