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不肯正视危机，一味拖延，期待奇迹。
　　他们迁就姑息，妄想舆论责难能使纳粹却步。西方民主国家越是首鼠两端，希特勒便越发步步进逼。1936年3　月9　日，德军开进莱茵区。西方对此毫无反应。1936年7　月初，西班牙内战爆发，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政府标榜不干涉政策，听任德意军队扑灭西班牙革命。然后，在1936年，德意终于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同盟。
　　世界各国迟疑不决，不肯在蛋壳里便把褐色瘟疫的苗头扑灭，反而姑息养奸，听其蔓延。1937年5　月1　日，我头一次出差去法国，路过柏林，更叫我如梦方醒。街道上景色，令人看了没法忍受。成千上万戴便帽的工人，成千上万青年人，挥舞着纳粹旗号，高唱希特勒赞歌。我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德国群众到底发了什么样的集体狂呢？歌声响彻云霄，不久就将响彻欧洲。我呢，已经深信不疑，没有一次剧烈的冲击，不打一场世界大战，纳粹势力是无法遏制的。这一场残酷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前途，我下决心把我的岗位放在第一线。
　　谁给了我参加战斗的机会呢？是苏军情报组织。组织的领导机关设在红场附近，士纳门斯卡亚街十九号。楼房不大，由于油漆的颜色，大家称之为“巧克力大楼’。这时候，苏联情报机关跟西方的作法不一样，主要依靠各国的共产党人。这种机构成立于内战时期，没有来得及培训真正的特工人员。
　　任何特务机关搞情报，都想在对象国家就地物色特工人员。苏联当然也不例外。红军自然也掌握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并不把自己当作间谍，而自认为世界革命的先锋战士。一直到1935年，苏联军事情报组织还保持着这种国际主义性质。如果不放在世界革命的范畴里面，那就没法理解这等样人怎能加入这样的队伍。我跟这样的人交道打得多了，可以证明他们是完全无私的。他们绝口不谈钱，不提工资。他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就象在工会里那样效忠心。
　　红军情报领导人是柏尔青将军，老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两次被判死刑，两次越狱脱身。内战时期，他指挥一个团，指战员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这个团负责警卫列宁和中央政府。那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确实奉行国际主义，否则决不可能把中央警卫交给外国人负责。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各国拥有自己的耳目。民族各部搜集各种政治经济情报。主要因为长时期内苏联同其他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谁都知道，搜集情报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所以，在苏联的处境下，只好成立当地机构来弥补这个缺陷。
　　苏联情报的第三组成部分是内政部。内政部负责国内治安，就必须搞清苏联境内的外国特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政部的职权日益扩大。国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给了它。接着又负责监视各国白俄的阴谋活动。最后，内政部既管国内，也管国外，跟军事情报展开竞争，并派特务钻进军方情报系统。
　　革命刚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便变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别是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特工孤菌在蠕动。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翻苏联政府。他跟一些极端分子联系，要跟布尔什维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柏尔青听说他要收罗军官，士兵，加入他的阴谋活动。柏尔青便亲自找他，说自己手下一个团，一心只想投奔他，因为这些人都不满意新政权。全国人民群众都破灭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党的骗。
　　俄国已经大乱临头，非采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后，柏尔青以口问心，对洛卡特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场大难。
　　洛卡特开头还略存戒心，说来说去便落进了圈套。他俩搞了一个计划，推翻掌权的班子。这样一桩大事，当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单说答应举事士兵的酬劳，就花一大笔钱。柏尔青当即暗示要马上先付一千万卢布。洛卡特如数交清，连眉头也不皱一皱。
　　他俩随后又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细节。行动将是简单的，但又是彻底的。先包围政府大厦，逮捕政府首脑，连如何处置列宁都规定明确。一位有名有姓的东正教神甫，提供教堂，为共产党的领袖治丧。
　　柏尔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场所。到了约定的日期，乱党开向政府大厦。红军团队当即截住包围，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国。
　　这是柏尔青初试身手。后来便负责组织苏联的情报机关。我在1936年12月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导人物。
　　他为众望所归。为人全不象个机器人式的情报专家。他最重视人的品质。他爱收罗的人才必须是这样的人，他说，“苏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头脑冷静，二是心肠热烈，三是神经坚强如钢铁。”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风相反，决不扔下遭难的部下，决不牺牲一个部下。在他看起来，情报人员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共产党人。
　　柏尔青跟他派出国外的人员，经常保持个人联系。就这样，他和苏联情报巨头里查德·索尔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比国以后，于1938年，在布鲁塞尔遇见索尔格。他告诉我第一次会见柏尔青的情况。
　　索尔格是个人才，非常聪明，是德共积极分子，曾写过几部经济著作。他本来在中国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尔青在一个象棋俱乐部和他约会，因为这个俱乐部里常有德国人来往。
　　索尔格谈道，柏尔青真叫单刀直入。他说：“你看，当前，苏联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哪怕作这样一个假设：就算苏联会跟日本打起来，以我所见，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纳粹德国。”（谈话时，希特勒上台才几天。）
　　柏尔青说：“正因为这样才请你来这儿。我们想让你去日本……”
　　“为什么去日本？”
　　“因为在东京，德日接近已见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军事准备的消息。”
　　索尔格开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干什么，便插话说：“怎么，叫我到日本去搞谍报？我是新闻记者嘛！”
　　“你说你不愿意当间谍，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些什么想法？你心目中的‘间谍’是搜集情报，提供本国政府去利用对方的弱点。可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想知道敌人在怎样准备，发现敌人的弱点，以免临事措手不及。”
　　柏尔青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你尽量招徕日本的名流，尽力使日本不至于拖进一场反苏战争。”
　　“我用什么名字到那儿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尔格十分惊讶。在场的柏尔青的助手们，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惶惑，说道：“他是德共积极分子，德国警察早有他的档案。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年代，他已经为德共活动。你可以相信，德国警察决不会失掉了他的踪迹。”
　　柏尔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认为，只有自己的鞋子最衬脚。我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掌握了德国警方的档案，可是，等到他们把索尔格的材料补充整理就绪，莫斯科桥下的河水，已经流过不知多少了。
　　再说，就算盖世太保动作神速，超过咱们的想象，索尔格当共产党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改变主意吗？”
　　柏尔青又转过身去，对他主管德国的助手说：“你去设法让《法兰克福》日报，派他当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接着，他又转身对索尔格说：“你瞧，这不是得心应手了吗？你再也不会觉得白己在当什么奸细了罢？”
　　柏尔青早就定下这么一条金规玉律：情报员的掩护，并不是只装门面。预料的事居然实现。《法兰克福》日报真派索尔格去日本当记者。日本官方对他的文章估价甚高，最难打进去的部门，也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一一结识了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并且被认为“自己人”。柏林供给驻外使节最机密的消息，都到了索尔格手里。
　　大战前两三年，盖世太保派代表去东京，监视使馆人员。
　　索尔格很快便跟这个人混熟。后来，柏尔青害怕的事情毕竟发生了。那个盖世太保特派员，收到从柏林寄到的材料，载有索尔格的共产党员经历。
　　这人对索尔格说：“当年，真有你的！”
　　索尔格便照柏尔青的说法说；“不错，年轻时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再开个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国社党。他的把戏玩得那么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觉，德国大使还正式提抗议，说是不该逮捕他的“优秀助手”。
　　第十一章　追寻魔侠
　　魔侠案以后，比尔和斯特罗木都判了三年徒刑，1936年年底，他们获释回莫斯科。直到这时候，法国公安厅的官方说法是苏联情报组织领导机关同意的。根据这个说法，比尔集团之所以破案，那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利季埃的法国特务钻了进去。他是《人道报》的记者。可是，斯特罗木和他的伙伴们都确信利季埃是无辜的。他们反对这个严重的指控把法共牵连进去，同时提议到巴黎去重新调查。共产国际很想刺穿这个脓包，便叫斯特罗木提出人选，结果提出了我。
　　他声称，“董伯具备一切保障，在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巴黎。可是没有参预。他能讲法语，又是位老同志，定能把这桩疑案搞个水落石出。”
　　共产国际同意了，并且转告柏尔青将军，他未有异议。
　　我为了准备出差，才破天荒跟苏联情报部门发生接触。主管西欧的斯蒂加上校，别名奥斯加，接见了我两三次，把调查工作的细节安排就绪。
　　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