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Ｉ娴降闹皇俏腋鋈耍恢档萌梦业钠拮雍秃⒆游颐罢庋奈Ｏ铡！?br />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　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傲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
　　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那里，等侯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　我猜到了这一着）　，开出的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　商店，咖啡馆，饭店，理发馆）　，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
　　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后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　　“让先生动了手术，需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码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