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
　　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走……走……但到哪里去呢？　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
　　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　乔琪）　。从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
　　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侯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　逮捕、酷刑）　，并决定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这个模范战士。
　　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吠声就会惊动徐雷纳。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第二十六章　大战盖世太保
　　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　要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　。对外来说，她是我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　月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问谍人员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　对于一个逃脱了的，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