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观在竟然驱使他那群受骗的党羽去为希特勒卖命，人各有志嘛！　正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就在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她给我打过针。
　　于是，我起了一个有点不近情理的念头，我这个逃亡的人，遭到盖世太保追捕，竟想在这座楼里找个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卖力的组织，全国人民同盟就设在这里。另外，回过身来看看，不远就是索赛街，潘维茨就是从那里指挥搜捕我的。这个区域的确是块凶地。
　　从表面上看，这个念头完全是神经失常的表现。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在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其次别动队不会想到在这样近的地方搜捕我，也不会料到我就躲在离他的巢穴两步远的地方。可是，我看见有人在站岗。最好还是等这些背时鬼走开。所以，我决定耐心等待，以便万无一失。二十二点，我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这幢楼，其中一部分是还没有被通敌分子占据的。
　　上到四层楼，我按了按门铃，吕丝夫人来给我开门，她仔细地打量我一会儿，脸刷地白了。
　　“可是，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
　　我轻轻把她往门内推，想进屋去才说明情况。她又说：“你变得真可怕，简直成了另一个人，我都认不出来了。”
　　迄今她认识的那个人是个比利时工业家，每周只来巴黎逗留几天。
　　“吕丝太太，”我一口气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逃了出来，盖世太保在追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　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她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我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她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对我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给你找点喝的。”
　　我掀开床罩：雪白的单子，暖和和的被子在等着我。于是，我最后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头倒下来昏了过去。我醒过来时，正好吕丝太太回到房间。毫无疑问，我就象个垂死的人，因为她不停地问道：“他们把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怎么啦！”
　　我吃了点东西，便躺下来，刚才紧张的精神松弛多了。
　　但是回想到过去的时刻，我就睡不着。大概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敲外屋的门。象有个什么机关把我弹起来似的，我蹦了起来，侧耳细听。有人按门铃。是不是索赛街我的那些邻居来光顾？　我迅速拿起那片氰化毒剂来。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似乎在低声说话。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敲门。吕丝太太走进来，随着射进一线亮光。
　　“是谁？　”我问她……
　　她大概从我的声音听出我很紧张，便走近床边，用最保
　　密的口气告诉我……但天真得叫人没法生气。
　　“哦，吉尔伯先生，请放心，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法国军队的军官，参加了抗敌活动，现在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两个抗敌人员住在一间屋子里，就在潘维茨的鼻子底下。这太过分了……我严肃地向吕丝太太进行解释，提议把位置让给那个人。她不同意，走了出去。又听到低声谈话。
　　不久，她回来了，同时，听到外屋的门重新关上。
　　“解决了，”她对我说，“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来便发高烧，我起不来，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昏沉沉，睡梦里见神见鬼，昏迷中，噩梦象演电影，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过去，就象一个失灵的万花筒，各种情景，蜂拥而来，互相冲突，彼此重叠。在波兰的年青时代，巴勒斯坦的监狱，莫斯科，巴黎的场面乱七八糟，一幕紧接着一幕，既遥远，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乱，又有条理。我看见父亲去世，重新感受过去的激情，欢乐和痛苦，悲伤和爱情。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逼真。
　　我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从梦幻的漂流中挣脱出来。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斯巴克的女秘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女秘书，至少，不曾有过私人秘书，因此，这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朋友的这个所谓女助手只不过是刽子手的一个同谋罢了。
　　我竭力装得十分认真，继续说：“你能否告诉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两点钟来看他……
　　谢谢你转告他，这是关系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办。”
　　然后，话筒挂上了。
　　我承认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对待盖世太保并不总是绣花才行。但也不要一概而论。往往，最简单的圈套却收效最大。总言之，我的牵制行动在这一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午两点钟，潘维茨带着他的突击队包围了博乔莱街那幢楼。这个时候，在布尔·拉·雷尼，勒德曼律师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宫养老院附近，居然截住了科瓦尔斯基。我们走了运。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为了庆祝，斯巴克想到家里找几瓶好酒。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佣人梅兰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兰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全措施：要是她在电话里称呼他“亲爱的先生”，那就是说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来，不会发生危险。如果相反，她只称呼他“先生”，那就意味着有危险。
　　于是，斯巴克拿下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梅兰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话，并不停地一再说：　　“先生，先生……”然后大叫道；“我要给他说的就是这些吗？　”
　　如果，尽管这样，斯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那就真是叫人绝望了。就在这时候，电话给粗暴地打断了。暴跳如雷的盖世太保特务扑到梅兰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这一天，《巴黎晚报》上刊登了这则小广告：“埃德加，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
　　但是，潘维茨等于在沙漠里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别动队受困
　　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