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他说：“听着，我的老先生，安静点，别说话。因为，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个犹太人！”
　　他马上安静下来了，道歉说：他是个病人，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一点，我有机会看得出来，只能好歹忍受这个半疯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顿饭都要吃犹太人的。
　　接着又轮到了普罗尼纳上校。他虽然外貌大大变了，但一走进来，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以前在情报中心，他负责“红色乐队”初期一切有关我们的问题。
　　他老了，脸上还可以看出他所受过的痛苦。我们互相拥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在这个地方相逢……
　　“怎么，你也在这里？　”
　　“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
　　这有点傻里傻气的对话继续了几秒钟。
　　门又开了，那军官走进来，一把抓住普罗尼纳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搞错了，你不应该在这个牢房里！　”
　　搞错了，笑话！这次会面是专门安排的，好让我们看看，对情报部门老人员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以后，同样的情况又再发生，这一次是理查德·索尔格的电报员克劳森。他是从海参崴来的，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他很消瘦，面带病容，抽搐着，病得背都驼了，很艰难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丧，变得“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在日本坐了那么多年牢，一回到苏联，又给逮捕起来。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头脑健全的，不受内政部逻辑影响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不能理解的。理查德·索尔格的遭遇是克劳森告诉我的。索尔格于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　日被日本人枪决，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枪决1　以后，我又同—个六十岁上下的人住在一个牢房里。他显得很年青，神态安详，稳当，对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回来后就被捕。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超然自若，好象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交谈中，我一向是不谈以往的活动的。我怎能知道在这些“住客”里领导部门会不会安插一个伪装密探，或者装上一个窃听器，把我们的话都记录下来呢？　监狱的墙尽管很厚，但阻挡不了秘密传播。在事情发生后很久很久，我才得悉关于温策尔的事迹片断。有一个军官从1945年便被关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德国军官共住一个牢房，这个军官以前是同温策尔关在一起的。我通过这个途径得悉温策尔被捕后遭到可怕的折磨。虽然身衰力竭，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仍然继续希望这个噩梦有个尽头。
　　另方面，我却没有见到肯特，也没有见到潘维茨。
　　第四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别了，勒福托沃……
　　这一次，囚车离开了莫斯科，开上了一条插进森林里的道路。经过了几小时的路程，我们到了一座大楼前面。大楼隐没在树丛中，从外面看，一点也不象监狱。我以前听说过这座十分特别的院子，囚犯在自己中间把它叫做“别墅”，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一个看守走过来，凑到我耳边说：“这里讲话要悄悄地说！　”
　　每个最细微的地方都经过研究来避免发出音响。门不会发出嘎吱嘎吱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走廊里没有嗡嗡的回响。人家没有搜我身便直接把我带到一个牢房里。奇怪的牢房，三步长，两步宽：床翻到墙上，有一块一丁点大的板子和一张板凳，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墙壁是镶着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个小窗眼，透进一点点空气来。
　　静寂！我听见了静寂，绝对，混沌，压抑得你无法逃避。我是半夜到达的，在其他监狱里，从早到晚，一片喧闹。这里则是无声世界。整夜亮着的灯光照得我两眼发花。我没法入睡，希望听到一点点声音扰乱这个安静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是白搭。
　　我突然惊醒过来，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看守要我起床。
　　我没有听见他走来，那当然听不见啦，他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门一点吱声也没有便打开了。
　　已经早晨了。时间失去了其他监狱里嘈杂的节奏，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时间的概念。谁也不找我，谁也不给我说话，饭是从小窗眼给我送来的，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牢房是个坟墓，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给活埋了．有时，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静寂，穿透了密封的隔墙，吓得我毛骨悚然。那里，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开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