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别再这么搞。”
　　这话使我十分震动，回去便向主笔汇报。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这能有几个星期的搞头……”
　　“怎么您不相信吗？”
　　“别着急，等着瞧嘛。”
　　过了三个星期，我又代表报社去开会。斯德茨基又传达一个中央的决定：“政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于真心的希望，不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这样的谦虚。在我们国步维艰的时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须感谢他，并且恭贺他克服困难，完成大业。新闻界理应竭尽全力，反复强调斯大林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汇报。他坦然不以为奇，并且告诉我说：“听我说，我在三星期前就告诉你，这样的指示，寿命长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会来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闻工作者正确体会到他的谦虚的诚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识到，革命已经陷入怎样一种发展过程。交给他的工作，他一定搞好。一句话，业务上他一丝不苟。但这并不影响他正视现实，爱讲的时候，便开门见山。我记得在1935年，他曾请撰文快手拉狄克为十月国庆号写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说，写好文章，寄到报社……李特瓦科夫当时的音容，至今天仍宛在我眼前。他看罢文稿，冷冷的说：“咱们的报纸绝对不登这样的狗屁！”
　　文章连篇累牍，歌颂斯大林的功德……过了几天，我凑巧在主笔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