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能在绝对的意义上谈论原因与结果，而只能说，与某个普遍规律相联系，某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它的结果）的原因。然而，这些普遍规律经常是很平常的（就象我们的例子那样），以致我们通常视为理所应当，而不是特意运用它们。其次，运用一个理论来预测某个特定事件，正是运用理论来解释该事件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我们检验一个理论，就是把所预测的事件和实际观察到的事件加以比较，所以我们的分析也表明理论如何能够被检验。我们究竟运用理论来进行解释和预测还是进行检验，取决于我们的意图；取决于：究竟哪些命题是我们视为已给出的或没有疑问的，哪些命题是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批判和检验的。（见第29节）
　　　　对普遍规律所描述的规律性给予因果解释和对单个事件的解释有所不同。乍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没有什么区别，并且认为该规律必须从（1）某个更普遍的规律，和（2）某些特定情况（即相应于原始条件，但不是单独的而是指某一类状况）演绎出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特定情况（2）必须在我们要解释的那个规律的表述中明确地提到，否则这个规律就会和（1）相矛盾。（例如，如果我们想借助牛顿的理论来解释所有行星的运动轨迹都是椭圆形这个规律，那么，我们就得首先在这个规律的表述中明确地提到在哪些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断定这个规律为有效。或者说：如果一些行星处在足够广宽的太空距离中而使它们之间的引力微乎其微，并围绕一个重得多的太阳运行，那么，每个行星就按接近于椭圆的轨道运行（太阳为椭圆的一个焦点）。换句话说，我们要加以解释的那个普遍规律的表述必须包括使它能够成立的一切条件，否则我们就不能普遍地断定它（或者如密尔所说，无条件地断定它）。因此，对规律性的因果解释就是从一组更普遍的规律（已被检验和独立地被确认的规律）演绎出一个规律（它包含该规律性能够被断定为真的那些条件）。
　　　　现在，如果我们把我们对因果解释的论述和密尔的论述加以比较，我们就知道，仅就从一个规律回归为更普遍的规律而论，即仅就对规律性的因果解释而论，其间并无多大区别。然而，密尔论述单个事件的因果解释时，没有明确区别（1）普遍规律和（2）特定的原始条件。这基本上是由于密尔在使用“原因”这个词时缺乏清晰性，它有时指单个事件，有时指普遍规律。我们将表明，这如何影响到对趋势的解释或回归。
　　　　在逻辑上，对趋势给予解释或回归的可能性是无可怀疑的。例如，让我们假定，我们发现所有的行星都越来越接近太阳。这时，太阳系将成为一个在孔德意义上的动态系统：它将有一个具有一定趋势的发展或历史，这个趋势可以很容易用牛顿物理学来解释（我们可以找到独立的证明），假设行星间的太空充满了某种抵抗物质，例如某种气体。这个假定将是一个新的特定原始条件，我们还需要加上那些说明各行星在某个时刻的位置和动量的一般原始条件。只要这个新的先行情况继续存在，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系列性的变化或趋势。现在，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这种变化是很大的，那么，它就一定对生物学和地球上各种生物的历史包括人类的历史有着明显的系列性影响。这表明我们在原则上能够解释某些进化的和历史的趋势——甚至“总趋势”，即我们所设想到的持续发展。很明显，这些趋势将类似于在上节所说的类连续规律（如季节周期等），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将是“动态的”。因此，它们比那些“静态的”类规律更相应于甚至更接近于孔德和密尔关于演化的或历史的连续规律的含糊观念。如果我们有理由假定有关的原始条件是持续存在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就能假定这些趋势或“动态的类规律”将持续存在，因而他们可以用作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来作出预测。
　　　　这种已被解释的趋势（我们可以这样来称谓它们）或者接近于已被解释的趋势，在近代进化论中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且不说某些生物形式例如甲壳类和犀牛的进化趋势，就是在日益扩大的自然环境范围中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这个总趋势，看来也可以根据生物学规律来加以解释，结合一些关于有机体的地理环境的假定作为原始条件，并且结合一些规律，（例如包含着所谓“自然选择”的重要机制作用的规律）。
　　　　所有这些似乎和我相反而支持密尔和历史决定论。其实不然。被解释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它们的持续存在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持续存在（这些原始条件有时又可以是趋势）。密尔和它的历史决定论伙伴忽视趋势对原始条件的依赖性。他们之对待趋势，仿佛它们是无条件的，如规律一样。他们把规律和趋势混为一谈，这使他们认为趋势是无条件的（因而是普遍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相信绝对的趋势。例子是：不断进步的历史总趋势——“越来越好和幸福的趋势”。当他们想到把趋势回归到出规律的“回归法”时，他们以为这些趋势可以直接从普遍规律推演来，例如从心性规律（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等等）推演出来。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即它的“发展规律”其实是绝对趋势；这些趋势和规律一样并不依赖原始条件，并且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到未来。它们是无条件预言的根据，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预测。
　　　　有些人认识到趋势依赖于条件并力图发现这些条件和明确地提出这些条件。对于这些人又如何呢？我的回答是，我和他们并无争论。恰恰相反，趋势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是我们的艰巨任务，这就是尽可能精确地判明趋势持续所需要的条件（见第32节）。
　　　　问题在于，这些条件容易被人忽视。例如，存在着“生产资料不断积累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然而，在人口迅速减少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设想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而人口的迅速减少，又可能取决于非经济的情况，例如由于一项偶然的发明，或者可以设想，由于工业环境造成的直接生理（或生物化学）影响。的确，可能的情况是数不尽的。我们在研究趋势的真正条件时，为了能够探明这些可能性，就必须随时设想在什么条件下该趋势将会消失。然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者所不能做到的。他深信他所喜爱的趋势及使趋势消失的那些条件对他来说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29．方法的统一性
　　　　我在上节里表明，那里所分析的演绎方法是广泛采用的和重要的——比密尔等人所想象的更广泛更重要。为了说明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之间的论争，我将把这个看法作进一步阐明。在这一节里，我要提出关于方法的统一性学说：这就是说，理论的或概括性的科学都采用这个方法，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我暂时把历史科学的问题放一下，而在第31节中讨论。）此外，我时历史决定论的一些学说至今还没有充分考察，在这一节里将要论及，例如概括的问题；本质主义的问题；直觉悟性的作用问题；预测的不精确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以及定量方法的应用问题。
　　　　我并不是要断言，在理论自然科学方法和理论社会科学方法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区别显然是存在的，甚至在不同的自然科学之间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之间也是存在的。（例如，试比较竞争市场和传奇文学的分析。）但是，我同孔德和密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例如曼格尔）一样认为，这两个领域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我的理解可能不是他们所设想的）。这些方法就是演释的因果解释，预测和检验，就象在上一节中所概述的那样。它有时被你为假说的解释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说方法，因为它并不获得可以验证任何科学命题的绝对确实性，这些命题总是保诗试验性假说的性质，尽管它们的试验性质在经受了大量严格检验之后可能不明显。
　　　　由于假说具有试验的或暂时的性质，大多数方法论学者把假说视为暂时的，因为它们必然终于被已证实的理论所代替（或者至少为能被证明在某种概率演算意义上具有“高概率”的理论所代替）。我相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它导致一大堆完全不必要的困难。然而，这个问题在这里比较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科学中我们总是致力于解释、预测和检验，而检验假说的方法也总是一样的（见上节）。从要加以检验的假说（例如一个普遍规律）结合，一些不被视为有问题的其他有关命题（例如一些原始条件），我们演释出一些推断。我们只要可能就把这些推断与实验结果或其他观察结果相比较。彼此符合就视为对假说的确认，但不是最终证明；显然彼此不符合就视为反驳或证伪。
　　　　按照这个分析，在解释、预测和检验之间并无多大区分。其区别不在于逻辑结构，而在于重点的不同：区别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什么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问题不是发现推断，而发现原始条件或某些普遍规律（或这二者）以便从它们推出已知的“推断”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寻求解释（已知的“推断”就成为我们的“被解释项”）。如果我们把规律和原始条件视为已知的（而不是要去发现的），利用它们只是为了演绎出推断，从而获得新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是在试图作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应用我们的科学成果。）如果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前提（或者普遍规律或者原始条件）是有问题的，而把推断与经验的结果相比较，那么我们就涉及对有问题的前提的检验。
　　　　检验的结果就是选择经得起检验的假说，或者淘汰经不住检验的假说，并因此而拒绝接受它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观点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凡检验都可以解释为淘汰假理论——发现理论的弱点以便加以拒绝，如果它被检验所证伪的话。这个观点有时被视为悖论；据说我们的目的是要确立理论，而不是淘汰假理论。然而，正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好地确立理论，我们才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检验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力图发现理论的缺憾，必须力图证伪它。如果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也不能证伪它，我们就可以说它经受了严格检验。这就是何以不去发现反驳而去发现符合理论的实例没有多大意义之故。因为，如果我们缺乏批判的态度，我们总会发现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我们将寻求和找寻证实，我们将忽视和无视可能危及我们心爱的理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看来是支持某个理论的重大证据是太容易了：如果我们采取批判态度的话，这个理论也许本来会被反驳。为了进行筛选保证最适者理论保存下来，就必须使各种理论为生存而激烈斗争。
　　　　总而言之，这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一切科学的方法。然而，我们获得我们的理论或假说的方法又如何呢？归纳概括又如何呢？从观察到理论的方法又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对于在第1节讨论而在第26节还没有涉及的学说），我将给予两个回答：（a）我不相信我们曾进行过归纳概括；所谓归纳概括指的是我们从观察开始并从观察结果中推导出理论。认为我们为此行事，乃是一种偏见。我认为这种偏见是一种乐观的幻想；我还认为，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是从性质上属于理论的某种东西入手的，例如有某种假说或偏见或某个问题（往往是技术的问题），它们以某种方式指导我们的观察，帮助我们从无数的观察对象中选择出感兴趣的对象。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淘汰法（它就是第24节讨论的反复试验法）总是可以应用的。然而，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我不认为必须坚持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说（b）我们获得我们的理论究竟是由于匆匆做出没有根据的结论还是仅仅由于偶然发现这些理论（即由于“直觉”）或者通过某种归纳过程这样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你最初是怎样发现你的理论的呢？”这个问题，只涉及纯属私人的事情，它不同于另一个问题：“你是怎样检验你的理论的呢？”只有后一个问题在科学上是重要的；这里所描述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