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腐败最原始的根源是人欲望的一种表现。当人类组成了社会,产生了权力,腐败也就产生了。腐败与权力是共生物。但腐败是任何社会都反对的,最起码是从形式上反对的,所以设置权力的同时,都会构建如何防止腐败的机构。上形态越先进,防止腐败的效率越高。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根除了腐败。
欲望有正常的欲望和反常的欲望,在上规范下得到平衡的欲望和超出社会规范的欲望。欲望的产生应该说是种自然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则是社会属性。
为官者身居潮头谁能一尘不染。不能因为有贪官就说官官都贪;不能因为有墨吏就说吏吏皆墨。腐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上就没有腐败了?记者搞有偿新闻、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礼金、裁判吹黑哨,不是官照样有腐败。社会转型时期有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重新组合的过程,不可能不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当干部做到大公无私不容易,做到先公后私还是可以的。
搞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加速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更有效率,甚至是暂时牺牲一部分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在重新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正处在冲突和整合的过程中,腐败的问题也必然会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腐败问题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市场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的扩大、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整个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正处于剧烈变化中的社会责任、权力、利益失去标准,到了政府执行者的手里竟然变成孙悟空手中可大可小的金箍棒。利益驱动,有利的,各部门都来管;没利的都不管。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为官者,要做到至清也是不可能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权力过滥造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将来还要还政于民,很多事情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说了算,最终要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政治格局。到那时候因权力过滥造成的腐败才能消除。经济转型的阶段,许多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管不行,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行。转型阶段思想观念大碰撞,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都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官场自古以来感情因素太多,公私不分。要说这是腐败,那也是收入分配失衡和文化因素多种原因造成的。
腐败现象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哪一个王朝不是因为腐败而亡。文化的继承性表明腐败也是有传统的。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文化病。
现阶段的一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存在是合理的,有腐败的土壤,有腐败生成的环境条件,还有病根,现在只能控制,防止泛滥。腐败这个病可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
现在有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者。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这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
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礼,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废物,它比腐败本身更可悲可叹。
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败是集团腐败,政府软弱无能是最大的腐败。
反腐败就象是文物发掘。因为文物发掘主动进行的少,只有在某地要搞工程建设了,先让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挖到了成堆的文物。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不建“工程”,哪个地方的腐败分子就不用担心被“发掘”。反之,哪个地方要建“工程”了,连看起来还“廉洁”的官员也被挖出了腐败的面目。
可怕的不在腐败,而在对于腐败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官员都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在他脑子里时刻绷着这个弦,很有法制观念。官员治理一个城市,不需要懂得工程技术,但一定要懂得法律、懂得规则。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现在的腐败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说人们也知道;因为腐败不腐败,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体会到的。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在不要说“伸手必被捉”,实际上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现行的反腐败机制远远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前腐后继只能说明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破案率太低,惩罚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5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缺乏的困境,死刑是防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竭止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废除了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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