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
　　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交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
　　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封建官场上，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的将军，在治理国家上建功立业的人如何自保。这些人往往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过人的本领，有突出的才华，但一旦进入到朝廷的勾心斗角，他们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而在权力斗争中则是失败者。
　　所谓的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而在这“三大忌”中，第一忌就是权大压主，而权大压主又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是由功高震主而来的。因此，皇帝最怕的就是功高。如果你的功劳高到皇帝都觉得无法赏赐了，你就要注意了，一般的情况是给你找个谋反的罪名将你杀了。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是一句千古不变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打爹骂娘，难道可以奢望他到社会以后可以忠于国家和人民吗？
　　封建社会的官场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下级官员的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里，如何与上级相处，讨上级欢心成了封建官员的尽心之事。当讨不了上级欢心时，索性放手一搏，有时反而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自古有之。中国早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和亲”既可以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以增加感情的联络；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变。
　　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巩固权力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隐藏着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和地位高于生命、高于一切。
　　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感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阴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阴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阴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进行的。
　　“阴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阴谋”；“阴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他人着想。
　　五代时期的宦官冯道是个官场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于秦始皇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
　　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理论家、思想家、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封建时代的集体主义说到底是一个更大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们以自我的个人主义来控制全国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个长官，对待自己的下属无不是按照自我个人主义的意愿整治处理棋盘上的棋子，以便维护自己的集体主义。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
　　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做人生的成就？
　　在中国的官场上，官员的兴衰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道德关系甚大。
　　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
　　牌桌上有一个规律，只要领导在场，部下的牌技绝对不可能比领导好，因此牌局上总是领导胡牌。
　　牌场其实就是官场，这打麻将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对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讨好他，巴结他，能力跟他搞好关系，将他侍侯得舒服了，他就会把好张子放给你，给你和牌的机会；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级，你必须对他握得住，给他点小甜头，又不能让他翘尾巴，该看紧的时候要看紧点，尽量限制他，控制他，处处留一手，关键的张子坚决不能放给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对家是你的平级，更是你的对手，你必须摆得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吃什么张，放什么张，你得看清楚，想方设法摸清楚他的底细，弄明白他的意图，时刻提防，多方设阻，拿出一切能够拿出的手段来制止他和牌。
　　“搓麻将”是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的俗称。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而麻将呢，又张张都是变幻莫测的。
　　何祚庥院士说：当官的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办，要按照你管的那个范围的原则来办，不能讲个性发展。
　　拍马屁本身就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多少人拍在马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马屁拍得炉火纯青，绝对是人杰。
　　官场是个哈哈镜，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要扭曲，外形都要扭曲。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
　　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失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在高压下，人们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实际上“忠”和“孝”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和皇帝的“孝”。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提倡忠于国家和皇帝，是舍“小孝”而取“大孝”，归根结底还是“孝”。“忠”和“孝”本来都不是坏品德，坏就坏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谓“愚孝”和“愚忠”。总之是要绝对服从——居家不服从是“逆子”，在朝不服从是“叛臣”。中国历史上的“叛臣逆子”数不胜数，原因多半是传统观念里缺少了两个字“平等”。
　　仇和，中国最富有争议的官员。他从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市委书记，再到江苏省副省长。他在沭阳县和宿迁市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仇和，具备新时期中国优秀地方官员的基本素质，他忠诚于执政党和人民的事业，对群众富有感情，熟谙官场规则，在官场交往中游刃有余，能力全面、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作风干练。　但他又与众不同，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锐意改革的进取心。
　　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来，解决中国官的问题要做民的文章；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要做经济的文章；解决中国官场的问题要做市场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探索。
　　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行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依我阿赛尔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