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实践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是监督制度不尽完善，而监督法的出台，势必大大缓解监督实践所遭遇的困境，而且监督法注重程序建设的特性，也将大大提高人大监督的可操作性。
　　　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把握“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的界线，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一府两院”如何培育和提升民主观念，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执政党如何支持人大依法开展监督，社会大众如何参与人大监督……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在监督法的实施过程中浮现出来。可以预见，与监督法的制定相比，监督法的实施将更加考验方方面面的勇气和智慧。
　　　监督法在总则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推动力，人大监督内在的法定威力与监督公开后外来的舆论动力融为一体，必将产生民主和法治的合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监督法所确立的监督公开原则，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意味深长，值得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监督公开不仅在监督法中体现为一个基本原则，也细化成了许多具体条款，根据监督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情况，“一府两院”接受人大监督的情况，都要向人大代表通报，并且向社会公布。这些相关规定，一方面为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公开、为人大行使职权的公开化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支持，另一方面，也为人大监督公开化设定了义务性要求。可以说，对各级人大常委会而言，监督公开的制度设计，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同在，动力与压力并存。
　　　从历史的视野观察，监督法关于公开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丰厚的实践积累，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制度选择。
　　　制度分析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共权力机构，社会的外在政治压力是其公正有效运作的根本保障。人大既有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权力，又有接受人民和社会监督的义务。作为最高监督层次的人大监督，依法在“玻璃房子”里运行，必将催生民主和法治的威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及其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则导致这种竞争向政治领域延伸，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可避免呈现高涨的势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具备了初始的动力条件。从世界各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也显示，民主政治的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各政治利益群体无法达成政治共识，社会就陷入迷茫和混乱。
　　　现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是居高不下的信访量和反映出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造成群众大量信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一府两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由于信访问题难以在当地解决，信访群众只能纷纷进京，在客观上形成“地方欠帐，中央买单”的局面，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压力。
　　　事实上，地方“一府两院”不缺乏监督，缺的是制度化的民主监督。只有制度化的民主监督得以切实运行，“一府两院”的权力才能得到就地及时监督。监督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央监督权力的下放。以往，对于地方政府的刚性监督权力在中央手中，随着地方政府管理事务范围的扩大，中央直接监督约束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利用现有的制度架构，充分挖掘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潜力，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地方“一府两院”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7。7　　关于选举问题
　　选举民主与政治自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还；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选举游戏内含一个铁三角，即政客——选民——金主构成的三角关系：政客必须通过媒体等各种手段引诱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为此需要尽可能多的金钱；总有金主向政客提供金钱，以求借助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本；胜选后，政客要以公权回报投自己票的那些“相对多数”，还须以公权回报出钱的金主。　“相对多数”与全民的“公意”未必一致；金主的私利不仅与“公意”不一致，与支持政客的选民的利益也未必一致。所以自古以来，“多数决”必定产生以权谋私。在西方，选举产生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控制的；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党靠反腐败上台，也因腐败而下台，政党轮流上台搞腐败，选举成为腐败机会之轮流。
　　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接选举，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在于建立专业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即成熟的公务员系统，并实行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当违法行政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才可能真正依法行政，政府官员才会小心翼翼，政府也才能拥有“合法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应该是实行党政分开，建立法治政府。执政党退出日常行政，专门制定大政方针和选派政务官，从而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同时用分权制衡来规范政府公权。应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法治建设上来，把遵纪守法作为党政干部评估体系的核心标准。也就是说，应该坚持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优良传统：“治吏不治民”。
　　贿选是政治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在基层全民选举时，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钱去买选票。这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相比第一个阶段的权力腐败，这又是一个进步。因为，从民贿官到官贿民，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老百姓来说，卖选票的一点收入，总比以前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得花钱从官员手中买权力要好。
　　当民众不再愿意出卖选票，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议题阶段。在议题阶段，政治人物只能通过媒体炒作民众关心的议题来赢得多数选票。此时民众未必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在狂人或者毫无诚信的人可能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而当民众从政治人物的媒体操纵中得到教训，提高了判断力，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成熟阶段，即决策性承诺阶段。
　　以冷酷的目光看，政治从集权演化到民主，必然要经历权力腐败、贿选买票、议题操纵和承诺民主四个阶段，然而，处于进化中的执政党应当清楚，虽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但是并不等于过度发生，无论是那个阶段过度，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博弈。
　　贿选无疑是毁坏民主制度的政治之癌。有迹象表明，贿选人大代表的现象不仅开始冒头，而且在一些地区逐渐加剧。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贿选地点由农村逐渐发展到城市；贿选级别由基层人大代表逐渐上升到全国人大代表。在贿选人大代表的浊流中，除了请客送礼等传统手段外，还有许诺提供生意机会甚至性服务等等。至于贿赂者，则常常躲在幕后，凡此种种意味着贿选手法正日益多样化、隐蔽化，大大增加了反贿选的难度。
　　无论是立法还是单纯的惩罚措施，固然能对贿选行为形成相当的威慑力，但显然不是治本之策。要彻底割除贿选这种政治之癌，首先要考察滋生贿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土壤。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贿选人大代表鲜有所闻，但这种“纯洁”的政治生活却难以掩盖一种悲哀的事实：人大在许多人眼里是软弱无力的“橡皮图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甚微。人大代表仅仅是奖励劳动模范、先进典型的光荣称号，难以行使实质性的政治权力。既然人大代表这个看似神圣的头衔有名无实，对那些企图以金钱收买权力的人也就不具有吸引力。而近年来贿选行为的出现和蔓延，恰恰从反面验证了人大和人大代表地位的急速上升，人大代表不再是以前的荣誉称号，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和权力资源，这才使贿选者有了花钱购买选票的欲望和动力。
　　其实，与买官卖官相比，贿选虽然也是以金钱购买权力，却有本质的不同。买官的贿赂对象是更上层的官员，出售乌纱帽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一个或者几个官员手中，这种官场腐败明显有权力专制的胎记。而贿选则是从选民手中购买选票，是否出售选票的主动权掌握在选民手中。从某种程度而言，贿选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进步”，也是民主政治从低质走向高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过渡性现象。
　　买卖选票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选民手中的选票开始“管用”了，但金钱和资本肆无忌惮地侵蚀政治权力，必将制造“金钱民主”、“黑金政治”之类的肮脏，从长远看，势必伤害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在基层人大选举中，还有一种陪选现象。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通行的陪选潜规则：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推荐组织满意，并有绝对优势的候选人，并保证确保当选；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差额选举的法定要求，一些选民被授意用联名的方式推举出毫无当选可能的候选人，并被要求不必当选、不能当选、无法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陪选已经成为对付差额选举的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技术”，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不仅见怪不怪，甚至将此作为“选举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
　　在陪选格局中，往往可以毫无悬念地预测选举结果，强势主角和弱势配角之间的竞争结局，无论是选民还是陪选者，都在一场人人心知肚明的形式主义选举中走走过场，而选举制度所内含的民主精神，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损害殆尽。
　　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从形式上看，陪选也达到了差额选举的要求，然而从实质而言，陪选是披着“合法外衣”的等额选举，对选举制度而言，这种变质的“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具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在陪选的选举形态中，一方面选民被视为投票机器，不仅变相地限制了选民的选举权利，而且极易挫伤其民主热情；另一方面，陪选者作为“二等候选人”，在组织力量的压力下被“合法”地淘汰出局，而一些更有实力的人选七无法进入竞争行列，理应平等的被选举权出现了区别对待的歧视现象，而且这也是造就大量“官员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差额选举的原则以及公平的选举权利，都是选举信用的内核。不难想象，当陪选现象屡屡破坏差额选举原则，影响选举权利正常实现时，选举制度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将产生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那就是，选举制度的民主信用将在选民中丧失殆尽。
　　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的设计似乎给选举出了一道难题：是尊重“组织原则”还是尊重民主原则？基层选举的实践表明，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现“组织意图”，选民并不满意。而一旦放开选举，组织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又可能出局。体现民主精神的差额选举，为何令一些地方权力组织头疼不已，以至千方百计要以陪选之类的手段加以规避？
　　在一些基层人大选举中出现的陪选现象，折射出土政策压制民主规则的困境。如果基层权力寄希望于通过“陪选”来落实“组织意图”选举结果和组织威信并不能得到选民的真正认同。从某种意义而言，靠陪选来实现组织意图，恰恰反映了一些基层权力组织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远远滞后于现代民主法治的要求。在传统思维中，选举往往是“分配代表名额”和“人事安排”的工具，而不是检测公共人物民意指数、提升人大代表政治品格的舞台。于是，陪选这类“政治技巧”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大行其道。事实上，陪选也迟滞了人大代表的选民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当一些当选的人大代表感到选举不过是走走程序的形式主义时，他们就会把选举当成“任命”，难以走出对“组织”尽忠，对选民卸责的观念误区。
　　“直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用这个概念，含义和侧重面都是不一样的。在有的人看来，它可能表示由公众直接选举掌权者或者他们的代表；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强调的是公众不但有选举权，而且有提名权；还有一种理解，就是针对过去就是上官员和代表都是由上级任命（或者表面上叫做推荐和提名，事实上指定了唯一的人选，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无法行使选举权）的状况，把让公众或者他们的代表真正拥有提名权和最后选择权的选举都统称为“直选”。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