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这个意义上的“直选”，是宪法早已规定的。问题在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度集中的体制，把这一原则严重扭曲了，使得公众的选择权、代表的选举权都形同虚设，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取代了选举。这样做的结果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和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公众对官员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我们执政中出现的许多作风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员可以不在意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只要把上面的人糊弄好了，就可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系，无须向人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宪法中规定的东西切实落实下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之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不是说在选举中增加竞争性执政党的功能就发挥不了了。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选择的人才。民众把权力交给公共机关，当然有权决定这些权力由谁来执掌。有选择才叫选举，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由政党把人才推荐给公众。这就需要政党做好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输送人才的工作。所以，在民主政治中，政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们过去有错，但不错在党介入了干部人事工作，而错在越俎代庖，虚化架空了公众对官员的选举权。由于人民代表往往不是真正由人民选出来的，由于不是选出来的，人们不会把代表看得多重，也不会对代表抱有多大的指望。而代表呢，由于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社区的老百姓，也就无须刻意到老百姓中去联络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和代表之间互不相知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民代表长期被当作一种荣誉、待遇，由上级来安排，因而很难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有真正的选举，首要的前提是落实公众的选举权，即要有竞争。当然，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竞争，就要考虑一旦没有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人往哪里安排，关系如何相处等等问题，毕竟我们的官员和西方不同，他们竞争不成可以去当律师、当教授。我们的官员过于职业化，当不成，可能就不好安排，甚至意味着失业。这里涉及整个政治体制问题。
　　改革难，就在于它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体制改革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既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使得可分配的财富大大增加，改革有可能在增量上做文章，从而使利益冲突有所缓解。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同，因为它是要改变邓小平批评过的过去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要分散和消减过度集中的权力。从这一点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会遇到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阻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市场经济推动着民主政治，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深化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就不能不提上日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继续发展的瓶颈。
　　干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7。8　　关于集权问题
　　　独裁的权力总是不容分割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通常也是高度封闭的，它决不允许有“合法的觊觎”者存在，然而它又不能杜绝他人对专制权力的“觊觎”，甚至更能刺激“觊觎者”的权欲，因此表面上“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内部，常常进行着血腥而隐蔽的权力角斗：权力觊觎者在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攫取权力资源，掌权者也需要时刻提防和镇压野心家和阴谋家。内部人的权力较量与倾轧成了集权体制难以摆脱的宿命。
　　　历史上那些帝王权臣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心机之周深、手段之高超，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千百年专制锻炼出来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与开放、容忍　“合法的觊觎”的权力结构是永远不容的。
　　　前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勃列日涅夫晚年把主要精力用在稳定干部的“军心”上。所谓稳定“军心”，就是通过颁布各种条例和规定，千方百计地把各级干部的利益要求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对上级保持忠心。只要你沾上了官气，你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就等于进了一个特殊阶层。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人们不择手段地当干部、向上爬，成为社会的基本追求，官本位意识被无限强化。
　　　他大肆提拔亲信进入领导层，培养嫡系部队来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得到利益的下级和被提拔的亲信，也希望有关系的领导在台上，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维持。所以在各级干部中间形成了上下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靠着自己特殊的上下关系，变本加厉地贪污腐败，使国家和党的正常的政治生活渠道被彻底破坏，也使得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
　　　这个时候，权力成了一种乐趣，因为得到权力就是得到了利益。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当时的领导忽略了，那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游戏规则，与这个规则的载体——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的，是以剥夺普通群众的利益，是以拉大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距离为前提的。对于当权者来说，权力应该成为一种负担。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说：“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近二十年来，权力腐败一直在不断与时俱进，在各种治理腐败的压力下不断自我进化。事实证明，不管在原有体制内出台什么样的治理方案，都只能奏效于一时，最终都会被腐败势力所消化，各种反腐败的力量，总是被包纳进权力腐败所构成的关系网中。或许，只有在政治体制之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才是腐败机制无力消化的，才会真正导致腐败与反腐败的力量消长，改变社会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这些都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
　　　权力这个东西，好多时候你争了和不争，结果就是不一样。
　　　有形的权力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象匹野马。
　　　手上没有权力的时候，欲望自然有限，想象力也很有限。
　　　制度管的都是看得见的权力，聪明人应该学会利用隐性的权力。
　　　权力个人化现象在日益加重，情感金钱化正在一天天使得世风日下。
　　　只要旗帜树立起来了，总会有人站过来。即使暂时不能站到你这一边，也会望着你的旗帜进行观察，这就是官场。
　　　古人总结出做官的二字要领：“厚”与“黑”。“厚”者，是说脸皮要厚，为了达到目的，脸面是可以完全不顾的。“黑”者是指心要黑，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什么都统统地可以不要。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权力越位时的危害之大，但有时不是当事人的越位造成的，而是随从者的放纵使得一些领导造成权力越位。
　　　市场有交易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把权力也作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共权力本来是被用来为老百姓谋发展、做实事的。但公共权力容易发生异化，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作为或乱作为。从实际情况看，通常把市场规则与行政干预颠倒过来。如果是能力不足导致权力错位还好解释，但若受利益趋使，故意为之，那危害就更大了。
　　　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话不够，监督也不到位。因此公共权力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行使公共权力者更多的是唯上级是从，对同为国家干部的同僚们保持几分谦虚，因为这些人是他今天和明天的领导。对于被管理者，没连门槛都无法跨入，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行使公共权力者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天然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往往就会带来对私权的漠视。只有在被管理者不是永恒的被管理者，管理者不是永恒的管理者前提下，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不唯上，不唯内，也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入到公共权力管理体制中来。角色的互动体现出权力真正源于人民。
　　　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一旦拥有了权力，他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阳痿也会奇迹般地自逾。
　　　权力就是给别人制造点麻烦。
　　　绝对的权力令人恐惧，恐惧滋生谎言，而慌言又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笑柄。
　　　权力好比传销，上面的大官提拔一个小官就等于发展了一个下线，上线靠下线供养。
　　　当人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时，权力就面临着竞争。
　　　脱离权位的时间越久，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权力，想闹二心都没有本钱了。（这是说不要参加学习班或者其他的长时间脱离权力的事情）。
　　　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成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人们对权力的贪婪。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备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当成靠山、招牌。秘书出了事情，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首先抬出“我是某某人的秘书”这一块招牌。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避祸的“观音”。
　　　秘书看似无权，但实际上权力不小。有些是制度赋予的，如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秘书就是领导的“活动指南”，有人就通过秘书让领导去视察和指导，从而得到好处；有些是领导默许的；更多的是秘书自己开辟拓宽的权力，如：假传领导指示、或者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狐假虎威等等。反正下面的人搞不清这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下面的人也不愿意为一件事情得罪秘书。
　　　秘书、司机之类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因为天然的位置，与领导离得比较近，因此也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象“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令人敬仰的天使，也可能堕落成令人恐惧的魔鬼。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力量，一旦自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滥用，社会也会受到侵害。
　　权力的集中往往走向极度封闭，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集权的强化。
　　7。9　　关于权力
　　崇拜问题
　　　权力崇拜多年来难以打破，核心在于权力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并在资源的使用上缺乏有效监督。现在许多权力部门不仅没有在减政放权的道路上走下去，还通过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重新集权。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巨大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还会制造出“神秘”的怪胎，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病的两面。“神秘背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权力崇拜的盛行不无干系。
　　　握有权力的本身，就有许多常人无从企及的利益。获得这些利益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根本可以不动声色。
　　　权力是博弈。
　　　用罪恶的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在正当的目的上。
　　　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力，只要你在位子上，就会有人投其所好。
　　　寻求政治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就是人们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
　　　无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把它搞得更雄厚一些，都既是一条退路，也是一条出路。
　　　在权力上，如果形成了权力斗争，一方坚持了一种观点或意见，另一方就会坚持与对方截然相反的观点或意见。观点或意见的对错并不关键，关键是谁在坚持。
　　　在官场，争来争去，争到最后，能全身而退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没有全身而退，为此抱憾终身。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取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
　　　对官员和其他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谁有了权力就有很多渠道寻租，可以处处逢源。在文化层面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传统造成的官本位观念。一切都是以官的等级来衡量，全社会级别化，人人都纳入级别。
　　　人只要在官场上，就必须遵守“老虎杠子规则，即行酒令中的老虎——鸡——虫——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