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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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思的文章，可以做得深，也可以做得浅，这要看反思到谁的头上，反思的步子迈多大。反思以事实为依据，是搅拌了思想分析的叙与议，往往直指深层次的原因，抓的多半是热点问题，是代读者将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又写于受众急于知情之时，因而更具有渗透力。
　　媒体搞反思，试图让读者看到表象之后的东西，是要往深里说，不免与通常允许的口径有错位之处，在适宜上有个合不合的问题。党政机关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推进工作的各种手段的搭配，加入“佐料”的时机和数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媒体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的道理也在这里。但出于私心私利的考虑，假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借助管得着的方便，行护短、捂盖子之实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搏斗式的舆论监督和反监督，这些年来火药味越来越浓。维护稳定的幌子掩盖了失职和腐败的真相，兼顾了展示政绩的重任，便会有新闻发布会上的谎言，有对采访调查的的威胁和阻挠，有对本地媒体反思事件的预先禁令。于是，同一事件外地媒体的报道和反思就扎到了痛处，当地媒体却装聋作哑；迫不得已要“总结经验教训”，那也得“下手轻一点”，也经过几级领导反复推敲，严格把关。反思是毁坏不良政绩的重磅炸弹，是抖落“家丑”的无情之手。反思过后，往往是一些人头上的乌纱帽落地；反思也可以成为官场斗争的一把“刀”。
　　现实中缺少英雄的时候，媒体上的英雄就会增加；媒体上的阴暗面缩小的时候，现实中的阴暗面便已扩大。媒体是扫帚，它干净了，房子就脏了。
　　现实与网络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
　　本来，报纸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它的力量在于读者众多。西方人把报纸称为“人民的圣经，即人民赖以决定其行为举止的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它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说种权力。
　　办报确实存在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成为问题，报纸就是为大众的，不然印那么多干什么。其实，这是外行人的看法。在许多办报者，尤其是办报领导者那里，他们心中其实是只为几个人、甚至只为一个人办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满意了，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就无所谓了。
　　那几个人都是什么人？第一位的肯定是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第二位的是分管宣传的书记，然后是管组织干部的书记，再往后是宣传部长。总之，是能决定办报领导者命运的，或者办报领导者乌纱帽能不能戴住的人。
　　很多人干事其实是只为一个人的，为了让这个人高兴，让这个人重视。如果这个人不高兴或者不重视，就等于白干，因而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就纷纷出笼；有时，领导人的一个眼色，一个表情就足以让人改弦易辙。
　　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办呢？因为这个人能决定他的升迁荣辱，决定他的命运。其实，这些办报的领导者有时低估了高层领导者的觉悟，很多现代领导者很善于利用舆论工具推动工作。有些问题他们也想解决，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机，如果媒体披露了，他们就可以以此为由，解决问题。我们常见一些领导人在报纸上做批示，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方法，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连这个都不会，还当什么领导。
　　9。4　　媒体与新闻发言人
　　　　为什么政府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经不可能了模拟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公开透明远远好于隐瞒，你面对的其实不是记者，而是记者身后的社会、公众，你的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媒体寻求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突发事件，不能等到事件定性时才发布新闻，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但这没有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就滚动发布，并对过去发布的情况不清晰的、不准确的信息立即纠正。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在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了面对的预案和准备，这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政府而言，不做准备就是灾难。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避免危机。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立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可以有效降低公共和安全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社会流言止于真相的公开，政府权威得益信息的透明。
　　当政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取得的效果显然是十分积极的，官民之间一种良性互动的生态已经逐渐成型；信息公开，决策透明既缓和了社会的紧张恐惧，又及时发现了问题，更　让政府赢得民众进一步的信任。
　　其实，信息公开透明原则，还可以应用到各级政府经常面临和处理的阶层矛盾与各类群体性事件。
　　首先，社会群体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原因之复杂和解决需要的时间之久，远甚于人和自然界的矛盾，因此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资源依赖程度也就更大，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就越具有迫切性和实用性。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阶层都在不断分化、整合、沉淀，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博弈往往有非常活跃的表现，相互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经常会引起事件发生。为了维护稳定和解决更多的社会新矛盾的要求，作为仲裁者和调停者的政府，必然要遭遇到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这一时期的许多矛盾冲突往往只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解决，非短时间内能够彻底解决的，而公开透明的原则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在一个信息流通已经十分迅速的现代社会里，客观、公正、中立的媒体是多重社会矛盾的“气象台”、“预警器”和“减压阀”，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其次，任何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公开表达，是一种社会常态。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体现在各种矛盾的动态平衡中，而非一种被“冻结”的静止状态。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各个地方没有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不是“平静社会”。
　　如果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多以“捂”的方式处理，不仅会因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而使政府失去公信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国外部分媒体非正常渠道及特定角度的关注下，甚至会获得完全相反的负面效果。
　　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信息透明和政府公信力之间有着因果关系；而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权威之间也有着因果关系。当政府公信力流失，不但无法解决矛盾，反会使矛盾深化，将政府拖入利益纠纷的质疑当中；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府公信力一旦丧失，要恢复重建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隐性代价。一个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只顾及事件会影响到个人政绩和地方声誉，而忽视了信息的封闭和矛盾的压制不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易遭遇反弹，酿成更大的冲突。这也是近年来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之一。
　　社会矛盾和信息公开之间是一种紧密相关的辨证关系：没有问题和矛盾的暴露，就无从及时发现和解决；冲突性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是否透明，有助于全社会对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产生警觉。如果冲突性事件被封锁隐瞒，势必给更高一级的政府制造了执政难题。
　　官员学习应对媒体的技巧，说白了就是学习在面对媒体时应该如何表现，如何外在光鲜和魅力四射。这种学习固然能使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自身外在形象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会使官员竟相呈口舌之利，容易形成单纯重视外在表现形式而忽视实质性内容的官场作风。
　　官越做越大，隐私也就越显眼，销路也就越好，传播也越快，所以，没有一个远离和绯闻的好名声，就很难再往上走。
　　有许多人根本就是被新闻媒体判的死刑；报纸不管你是谁，它的煽动性会让整个事件失控。
　　得罪了媒体后患无穷，对无孔不入的媒体是防不胜防的。有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就是因为媒体的作用，最终倒台。（刘平）
　　在当今社会，在相当一部分党政官员眼中，能上媒体（尤其是央视之类的主流媒体）已经成为宣扬政绩、树立威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至于当了几年官、做了那些事情、在领导眼中印象怎样、在群众心里形象如何这些事情，与其煞费苦心地一一落实，还不如请媒体来大肆宣传报道来得省心实在。媒体是面向大众的，只要媒体说你好，上级总不会反过来认为你不好吧？久而久之，媒体工作者在众多官员心目中就成了自己的吹鼓手兼智囊团了。
　　世界上没有不可以说的话，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出来，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会说话的人，看时机、看场合、看背景、看听众。
　　事情背后的原因，常常比渲染的原因要重要一百倍。渲染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原因，只是烟幕。
　　出版回忆录的自由度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开明度和政治透明度。任何人或者组织、机关，不管级别多高、权力多大，即使认为某人的著作有“错误”，也不能擅自进行审查或者禁止出版发行。
　　在大陆，按照正常流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出版，首先要当地出版行政部门或者主管主办部门审核，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再由新闻出版总署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并经中央批准。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陆没有关于政治出版物正式的程序化审批制度和出版流程。只有毛泽东的文集和相关传记才需要特别审批。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的产生过程，一直被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相关的程序性规定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书籍出版规则。
　　想让报道失实的新闻单位向被报道单位赔礼道歉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道歉方式就是由媒体再做一次正面报道。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同样遵守游戏规则，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尺度的裁判不是政府，或者是认为有高于人民智能的特定团体，真正的裁判是有完全言论自由，可以表达意见，有充足公开信息作为判断政府或者财团行为标准，有全民共享资源的公共领域观念与智能的所有人民。
　　转型期的中国，以媒体的报道自由与作家的表达自由为代表的言论自由不仅面临传统体制的压力，而且日益面临以资本为后盾的某些利益集团的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封杀。一个温和的、自由言说的舆论平台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唯一道路。
　　树立先进典型这种事情，官员们都知道其中的政治价值：你树立了一个典型，你自己就是一个准典型；典型得到的是荣誉称号，准典型得到的是政治光彩。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或重大会议的报告，往往吸收著名学者参与决策或起草。因为政府官员拒绝接受采访，因而学者就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据《南方周末》等著名媒体的记者说，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出台前，媒体基本没有途径得到官方的说法，只能找参与决策的学者间接地了解决策过程和目的。目前，媒体从学者那里挖掘的新闻主要是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和重大决策的出台经过。
　　在中国，因为各级政府决策不公开，参与决策的学者往往成为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又往往不同媒体对同一事情的报道矛盾百出。学者比较大胆的发言与政府有限的信息披露必然产生矛盾。参与政府决策的智囊学者，在应对媒体时越来越尴尬：不透露信息，有悖学者的良知；透露有关信息又会受到政府的指责。而媒体又常常借学者之口善意曲解中央的意图，借以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媒体找学者了解有关信息，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各级政府缺少与新闻媒体的固定联系渠道，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都设立了宣传处或者新闻处，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受权发布本部门的公告和领导讲话，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