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性质是很难区分的。如果硬要区分，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没穿帮的是灰色收入，穿了帮的便上是黑色收入。
　　以费用不好解决为名，拿着发票到下面去报销，是一些贪官的一贯手法。
　　以借的名义取得大量物品，出了问题就说全是借的，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但仔细考察这些借者的背景，皆有权力部门的影子，实际上也是权钱交易。
　　从过年关看领导干部的权力观
　　1月24日法制日报在《“节日腐败”为何难禁绝》一文导读中说：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仅仅几年的春节、中秋两个节日，就收受礼金近百万元。法庭上，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却认为，年节礼金是人情往来，不能算是受贿。
　　这个狂收节礼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就是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原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吴光华在法庭上，也曾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辩称：“过年过节收红包，收点钱，在海南临高和儋州一带是风俗习惯”。
　　“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等理由成为贪官们大肆收敛钱财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讽刺。我们怎能忘记，移风易俗，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可是从推翻封建制度就开始的，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各级领导干部不忘“两个务必”，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才有了今天经济大发展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不知不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扭曲了权力观；使理想信念滑坡，私欲急速膨胀。逢年过节本是民间很好的传统，在一些领导干部腐朽思想的倡导下，乐而忘“廉”、心安“礼”得，使封建社会的文化沉渣迅速泛起，不以为耻，反而为荣。
　　在相当一部分贪官的眼里，过年过节下属们送钱，往往被视作“合法的灰色收入”。更有贪官认为节日里想不收“都没办法”。安徽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也有个绰号———“唐百万”。他间接听到后，颇不以为然。1995年夏天，记者在濉溪县采访时，唐怀民谈起了这个绰号。“我也知道有群众在私底下叫我唐百万。到了我这位置，想不成百万都没办法。”他举了个例子：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我总不能把他撵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十万二十万也没什么奇怪的。如照此推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到退休时何止个个百万富翁，千万亿万也很正常。想想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岗位上逝世后留下了多少个人财产你们就不脸红心跳吗？
　　权力观的正确与否是能否正确对待年关的关键。“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亲民政策和平民政治路线反复表现在他们“亲民、爱民、利民”的躬身实践中，这些年，每年的除夕之夜，人们早已熟悉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深入一线问寒问暖的身影，这些活动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新鲜话语体系和亲民、爱民、利民的平民政治氛围。　他们没有被“人情往来”、“风俗习惯”等所谓的礼节所困扰，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与民同乐、“人亲喝口水也甜”。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正确权力观的本质是权为民所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谁授权，就要为谁服务，就要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背离这一法则，权力就有丧失的危险。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这个“试金石”同样是衡量权力观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对领导干部而言，权力只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决不能把权力当作以权谋私、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工具。
　　年末官场上的“赶场子”陋习何时能改？
　　春节前，官场上一些领导疲于奔波，一顿饭要跑好几个地方“赶场子”。很是无奈：“唉，来的都是上级，都是领导，哪儿不到场，面子上都说不过去呀！”　。几位领导轮番跑，“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哈哈说笑几句，那儿啪啪碰上几杯，菜没吃几口，话没说上几句，不饥不饱，不咸不淡，面子是否挣到还很难说，不尴不尬中倒显得更为疲惫。
　　一些下属、一些部门，总是千方百计要求上级领导出场为自己的客人接接风，送送行。这是“赶场子”之风日盛的一个原因。交往上图虚荣，做表面文章，也是为人不够坦荡的表现。与人交往，不仅是个作风问题，实际是个人品问题，作风是人品的外在表现，人品是作风的根基所在。真诚相交比什么都重要，虚情假意比什么都可怕，虚与委蛇比没有应酬还令人心寒。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人做官，只要做到内心仁厚，懂得取舍，胸怀开阔，就不会为“赶场子”、“挣面子”的事所惑、所忧、所惧。
　　一个人在世上的斤两，是通过做事来衡量的，因而诚心实意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真心实意待客，比“赶场子”重要得多。作风反映党风，党风影响民风，不要小看节日前官场交往上的“赶场子”陋习，那会对社会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只有尽早改调这一陋习，彼此少些俗套，相互多些担待，才能使官场上的交往更加健康文明，社会风气也才会越来越好。
　　假日谨防温情“腐败”
　　春节将至，我们向往亲朋之间温馨的真情。然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假日与腐败“联姻”，他们关注的是公家的金库，领导的家门，大款的钱袋……
　　节假日期间，大肆送礼、滥发钱物、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消级腐败现象相对集中，相当普遍。送礼者大行其道，或联络感情，或买官卖官。有些在公款送礼中，趁机贪污。一些单位给干部职工滥发福利、奖金、纪念品或是代币券（卡），甚至上级领导也有份。一些领导和实权人物，酒宴缠身，有的吃请者将宴席订单送上的。一些权力互相利用者，假日相互“走动”，你请我，我请你，花的是公款，结的是私谊。一些有钱的单位，集体解馋，表现领导对部属的关心，“融治”上下级关系。一些拍马屁者邀请上级领导或管理部门人员外出“考察”，旅游费用全包，有的还送“零花钱”，买“纪念品”。单位自己组织旅游活动，费用公款报销。少数有职有权的人，携妻带子全家公费旅游。此外，赌博、嫖娼等腐败行为在假日也较为集中。
　　监督部门、主管部门放假，往往放松监督，违纪者肆无忌惮，节假日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出现流行性“假日腐败病”。“假日腐败”是温柔的杀手，，使人丧失警惕，容易中弹，中弹则杀伤力大。我国乃礼仪之邦，人们讲礼尚往来，节假日“人情”交往的面纱，温情脉脉的掩盖着腐败面孔。拜年贺节、送礼，年终发奖、分红，节日发福利、搞活动，体面的名义之下，隐瞒着贪污、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许多贪官，都有“假日腐败”重症。假日“腐败病”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一些单位和个人中形成“惯性”，周而复始，普遍发作。
　　目前，遏制“假日腐败”乏力，“花架子”多，真功夫少，发通知、提倡议之类做法，往往不管用。极如传染性的“假日腐败”，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小腐败”流行的五种表现形式
　　腐败也腐出了名堂，现在又出了一个名叫“小腐败”的花头经，一提起“小腐败”，人民群众无不深恶痛绝。因为它在群众的视野范围里，看得见、摸得着，点多、线长、面广、量大、多发，直接对老百姓造成危害，破坏公平正义，引发社会矛盾，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安定。而且它还是“大腐败”的后备军和社会基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之基。“小腐败”危害不小，是社会和谐的大敌。观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五种：
　　其一，是一个“吃”字。多吃多占，大吃大喝，白吃白喝，穷吃穷喝，坐吃山空，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一些人热衷于喝“转圈酒”，整天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吃了东家吃西家，吃了公家吃大家，走一路吃一路，走一处吃一处。要着吃，赊着吃，轮着吃。有些人官不大，对“嗟来之食”乐此不疲，经常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派饭”。自己吃不说，还要让别人帮他招待客人。许多企业都是被官员吃垮的，许多地方都是被“馋猫”吃穷的。
　　其二，是一个“拿”字。有民谣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一些人，物欲膨胀，见钱眼开，损公肥私，看见国家和老百姓的东西手就痒痒，能拿则拿，能贪则贪。还美其名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不贪白不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在一些地方，廉洁奉公被当成傻瓜，贪污受贿被看成有能耐。一些人利令智昏，“吃喝嫖赌全报销”，把单位当成自家的“取款机”。
　　其三，是一个“卡”字。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去卡老百姓的脖子。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鸡蛋里面挑骨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吃乱办事，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美其名曰：“县官不如现管”。有的人把“卡”人作为致富经验，津津乐道。说什么，即使能办的事，也不要马上办，要让他多跑几趟，最后收了他的礼，还要叫他感谢你。其行径之卑劣，令人发指。
　　第四，是一个“吹”字。吹牛撒谎，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文过饰非，只有唱功，没有做功，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奉为处世经典。坑蒙拐骗，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好大喜功，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推波助澜，劳民伤财，误国害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使老百姓不堪其苦。
　　第五，是一个“拍”字。溜须拍马，出卖灵魂。凡事只看上司脸色行事，不按制度办事，善于揣摩领导的心理，投其所好，趋炎附势。对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人云亦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凡事看人下菜碟，官贵民贱，巴高踩低，对领导一个样，对群众又是一个样。工于心计，热衷于研究“升官经”，对上寻找人身依附，不顾老百姓的安危冷暖。
　　先哲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下决心治理误国害民的“小腐败”，扑灭“苍蝇”，净化社会环境，让老百姓过上舒心日子。
　　12。15　关于迷信与赌博问题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了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常常把“天人感应”与政治相结合，在“天人感应”的旗号下，将自然界的某种现象，与现实政治挂钩，如凤凰降落到皇宫的屋顶等现象，称为“详瑞”，这或者是政治举措英明的表现，或者的预示着将有某种幸运、某个大贤将要降临人间。如果出现了某种反常现象，如地震、大旱、洪涝、蝗灾等，这叫“灾异”，是政治黑暗的表现，或预示着小人当政，或某种灾难将要降临。这套学说出自董仲舒，后来为大多数文人和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这要就成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烧香拜佛已经成为腐败的一种手段。事实上，烧头柱香已经成为中国官员的春节新时尚。官员求神拜佛现象的增多，折射出“模糊政治规则”的弊端——在不确定的“政治规则”下，升迁之道往往不能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为官哲学极易背离正常的价值取向，一切都极易被“潜规则”所左右——这既是蒙昧之因，又与其形成恶性循环之势。
　　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正常的游戏规则，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投机心理，很多活动，比如官场的升迁、生意的盈亏，都没有规律可寻，许多人看到别人一夜之间发迹，感到不平衡，就容易陷入投机，常常指望烧香拜佛、大师指点，以获得人生的成功。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