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西清诗话》）胡仔引《西清诗话》并加考证。刘昌诗称：“渔隐考订华
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王世贞也认为胡仔论辨“似更有
据”，又明人周晖《金陵琐事》引称：“唐·李石《续博物志》云：‘陶隐
居书《瘗鹤铭》’。”王士禛《香祖笔记》中称：“顾元庆作铭考，历引诸
说，而未及引此证之。”并直言鹤铭为陶所书。
三、就干支推论，黄伯思云：“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
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黄又以
铭文中干支与陶宏景经历相对照，千辰岁为大监十一年、甲午为天监十三年，　
其时陶宏景正在华阳。董逌、柳贯均引此说。程康庄则进一步指出：“华阳
在润州境内，焦山相去颇近，自属其杖履间物，当其往来幽境，欲借名山以
传，姑秘其名字，令后人摸索得之。。考贞白昔欲上升，颇以名心为累。”　
（《跋瘗鹤铭》）　
对陶宏景一说，亦有异议者，如董逌虽全文引黄伯思的见解，但认为“茅
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广川书跋》）　
董文敏则认为：“昔人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与华阳帖相类，然华阳
是率更笔，文氏停云帖误标之耳。”（瓮方纲引《容台集》）　
三说为唐代王琐（贞观间人）、顾况（727—815　年）、皮日休（834—　
883　年）书。
王瓒说由章惇提出，蔡佑赞成此说：“。。世因谓羲之书，虽前辈名贤
皆无异论，独章子厚丞相不以为然。。。其侧复有司兵参军王瓒题名小字数
十，与《瘗鹤铭》字画一同，虽无岁月可考，官称乃唐人，则章丞相可谓明
鉴也。”（《焦山志》引《蔡佑杂记》）刘无言亦疑为王瓒书。但黄伯思认
为王瓒字画“虽颇似《瘗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　
或以铭即瓒书误矣。”　
顾况说。沈括直指为顾况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中称：“或
云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铭其所作也。”但又在《集古录·跋尾集本》中改
变说法：“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今不敢遽以为况者，碑无年月，疑前后有
人同斯号也”。赵明诚则提出异议：“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
况代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
阳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金石录》）没有人正面回答赵明诚的
质疑，却有人重复顾况道号为华阳真逸，或认为铭为顾况书，如袁中道、焦
竑、朱彝尊诸人。
对于顾况书之说，董逌称：“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
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广川书跋》）又谈，此诗即王瓒所书者。
皮日休说。至清代始由程南耕提出，袁枚深信不疑，为之作跋，何焯、
丁敬更引皮诗作证。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以皮日休经历与铭文干支相对照，　
“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二是
皮日休“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自序其诗：　
‘华亭鹤闻之旧矣，今来吴以钱半千，得鹤一只，养经岁而卒，悼以诗。”　
陆龟蒙和诗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据也，”（袁枚《随园随笔
补》）三是“集内与茅山广文南阳博士诗皆不书姓氏。。集内他处，称丙戌

岁，庚寅岁，皆不书年号”。（汪大成《跋汪退谷瘗鹤铭初稿》）对于此说，　
翁方纲认为：“袭美在吴壬辰、甲午之年，去欧、黄时才二百年，不应以二
公博古者，致多考据之异。”“夫《润州图经》已相传为王右军书，此书已
是唐人所作，则岂有皮袭美之理乎？”对皮诗中悼鹤诗及序，翁方纲解释为
“盖皮、陆作诗时，同在吴中，必熟知是铭之梗概，故两人屡用于篇中，并
非实有勒铭之事”。（《瘗鹤铭非出晚唐辨》）　
近几年《瘗鹤铭》的研究复又引起各界的兴趣，倾向陶宏景说居多，也
有王羲之、皮日休以至中唐无名氏之说。目前尚处在各抒己见阶段。如能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辨异证同和补遗、纠缪方面下一番功夫，《瘗鹤
铭》所包藏的奥秘是可以揭晓的。
（殷光中）　
郑板桥“难得糊涂”是什么意思？　
作为清朝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在书画界是颇有名气的。他为人刚
直不阿，见义勇为，自己宁愿受贫困折磨，也决不肯向权贵折腰；他的行为
可以说是达到了孟子说的做人标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封建社会这样的读书人，真是难能可贵，今天，在发扬民族正气的中华
泱泱大国，他也必然为全民族所共识。
因为品格高尚，为世钦仰，因而人们也很青睐他那别具一格的字和画。
郑板桥一生绘了很多画，也写了不少字，他的那些绘画和书法，在他生
前已是洛阳纸贵，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近年，还出现一种现象，郑板桥所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竟像传单
那样被制成各种礼品式的拓片或作为像章推销，由此也引起人们对这位玩世
不恭的郑板桥先生更增添一层兴味；对“难得糊涂”也就出自自己心理需求
作出了解释，由此又顺延到对郑板桥书写这四个字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　
可是鉴于作者当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意向，因而产生了诸多相异的认识。
“难得糊涂”是什么意思？　
自我嘲解说。这是在公元1751　年（乾隆十六年），郑板桥59　岁时写的。
这年九月十九日，郑板桥在潍县“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
外，心中不觉怅然。他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如此吗？争
名夺利，做胜好强，到头来又如何呢？看来人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
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灵大约也就宁静了。于是他挥毫写了四个大
字‘难得糊涂’，因此它被称为‘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
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迸出的愤激词’”（杨士林《广陵奇才——郑板
桥传》，安徽文艺出版社）。
抗议之声说。说是在公元1754　年（乾隆十九年）秋，郑板桥由山东范县
调任潍县知县，上任之日，正好遇百年未有的旱灾，田地裂缝，河水断流，　
庄稼枯黄。而皇帝派的钦差姚耀宗不问放赈，反而向知县索取书画，还送来
100　两纹银，郑板桥就以一幅鬼图讽刺。姚大怒撕了画泄愤，并指使财主屯
粮，使百姓饿死，以此增加郑板桥罪过。郑板桥眼见百姓惨状，而心力不支，　
非常纳闷。妻子相劝：既然皇上不问，钦差不理，你就装糊涂嘛！郑板桥发
怒说：装糊涂，我郑板桥装不起来。你可晓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
糊涂更难，难得糊涂。由此反而有所启发，就以“拯救万民，在所不惜”激

励自己，宣布立即开官仓赈济饥民。郑板桥所说的这句话，后来即成为“难
得糊涂”的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
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因此台湾徐兰川说，“这句话文义，　
似乎喻人凡事不要太认真，得过且过，所谓‘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另
一注解。加以句读，聪明者有俗谓之智慧，有赖于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环
境教育，才能培养成就完美的性格，是以人欲聪明并不易。苏东坡诗：人皆
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所以聪明人难做。什么是糊涂，糊涂就是不
精明，糊涂有两种：一种真糊涂，朦朦处世，似是与生俱来，装不来，求不
到；一种是装的假糊涂，明明是非黑白了然于胸，偏偏假装养麦不分，即是
‘由聪明转入糊涂了’。根据郑板桥这种性格和心理结构，出污泥而不染的
高雅品格，要他违背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行为，显然是痛苦和折磨，“聪明人
如基于良知道德应有所为，而要他装糊涂而无为，的确很难。”所以徐兰川
认为，郑板桥有这段感慨“难得糊涂”的题书，“其中有段非常感性的心路
历程，也是知识分子从政，在专制腐败政海中无法展现职志的一种抗议之声。
它具有为所当为的失败涵意，不可为而为的胆识。”因此这种“心理调节”，　
乃是“试图把自己的心理反差平衡一下，以求得方寸的暂时安宁”（徐兰川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抗议之声》，台湾《中央日报》1992　年6　月19　日）。
心安理平说。是说郑板桥在署潍县知县期间，接到堂弟郑墨函，为了祖
传房屋一段墙基，与邻居诉讼，要他函告兴化知县相托，以便赢得这场官司。
郑看完信后，立即赋诗回书：“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
城今犹在，怎么不见秦始皇！”稍后，他又写下“难得糊涂”、“吃亏是福”　
两幅大字。并在“难得糊涂”大字下加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
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在“吃亏是福”　
大字下加注：“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半。
而得我心安即平，且安福即在是矣”（《读者参考》1991　年4　月）。
这里引用的一首七绝，其实是他同时期的大学士桐城张英所作，搬在这
里，恐非事实。而此处将“难得糊涂”比喻为就是聪明，难得做一次糊涂，　
心安理得，也可取得心态均衡。因为“吃亏是福”，即是“难得糊涂”最恰
切的诠释。
自我清醒说。郑板桥从不糊涂，他所以兴叹“难得糊涂”，自有其苦衷
在焉。朱铁志认为：“郑板桥是个极清醒的人。唯其清醒、正派、刚直不阿，　
面对谗言无能为力时，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在何处？‘难’　
在他毕竟清醒明白，心如明镜，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　
在他‘一枝一叶总关情’，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只有假装糊涂，　
然则终究不能无观现实，遂有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　
之叹了。”（《从‘难得糊涂’说到质量万里行》，《人民日报》1992　年8　
月4　日）　
郑板桥以“难得糊涂”出名，他所说的“难得糊涂”，却有不同解释，有望
文生义的，有作词语解译的，也有就其深醇的内涵进行探讨的，诸说不一。
那么它该作何种解释更为恰切、可以共识呢？看来，“不知古人之世，不可
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世，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章
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后人难知前人心态和处世的复杂文化环境，要
有正确适当解释，还是难以圆其说的吧！　
（盛巽昌）戏曲篇

戏曲形成于何时？　
在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中国古
代的戏曲艺术。但是中国戏曲艺术究竟形成于何时？历来却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难以得出一个确切的定论。
大约在十二三世纪，中国的南北方分别涌现出南戏和北杂剧这两种戏曲
形式。它们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演形式上都脱离了中国早期戏剧那种稚
嫩的痕迹，而趋于高度成熟。一般认为，它们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
产生于中国南方一带的南戏，又被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它的具体产生年代是明人祝允明和徐渭首先提出来的。祝允明在《猥谈》中
认为：“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当时他曾经见到旧牒中有赵闳夫
榜禁，“颇述名目”，有《赵贞女蔡二郎》等南戏。徐渭的观点和祝允明略
有差异。他的《南词叙录》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南戏的重要专著。他提出：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这
就比祝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的年代要晚80　年左右。那么，祝说和徐说究
竟谁是谁非呢？　
目前一般多主南戏出于南渡之际一说。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虽分别列举了以上两种观点，不过从他首先肯定“宋光宗赵惇时期便产生了
温州杂剧”这一说法来看，他比较倾向徐说。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
曲通史》则将祝说和徐说的意见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折中的观点，这就是，　
宣和之后南渡之际，出现了南戏的前身，宋光宗朝使南戏趋于成熟。理由是，　
祝说虽然不见得没有根据，但是他所亲见的榜禁中的赵闳夫，据考察是宋室
的宗族，实际上是宋光宗赵惇时代的人，那么赵闳夫榜禁的名目可能就是宋
光宗朝的东西。这样，所谓南戏出于南渡之际的说法就有些靠不住。而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