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到了《黄帝内经》。由此推断，《黄帝内经》最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一
世纪末已经成书问世。这是《黄帝内经》成书的最后年限。
那么《黄帝内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呢？会不会更早一些呢？历代学者对
此一直有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前22　
世纪）的作品，如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
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之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　
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北宋时的高

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昔黄帝。。坐于明堂之
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但是，黄帝、雷公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当时的生产力水
平，不可能产生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著作。因此，另一些学者主张：　
《黄帝经内》成书于周秦之际（公元前11　世纪—前3　世纪）。明代胡应麟在
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
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素
问》精深，《阴符》奇奥，虽非轩后，非秦后书”。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说：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原本残阙，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
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
现代的医史专著或教材中，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甄志亚先生主编的《中
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就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说法“基
本上是正确的”。然而，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
期（公元前475—前221　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之八下《心
学》第十二说：“《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
《阴符》，七国时书也。”宋代理学家程颖在《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中
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　
其气运处，绝浅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　
《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现代学者龙伯坚在《黄帝内经概论》
一书中，任应秋先生在《内经研究论丛》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
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　
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
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
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
《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
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
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
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
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
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　年第9　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
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　万字，这在2000　
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
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
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
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　
“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
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
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
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
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
西汉之前，此其三。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历史问题。
（冯兆平）　
《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文献？　
《夏小正》这本古代文献由“经”和“传”两个部分组成。“经”是正
文，“传”是注解。《夏小正》经文全篇共400　余字，按12　个月份排列，记
载着每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文，以及各个月份应该进行的生产事项，如
渔猎、农耕、蚕桑、制衣、养马等。看来，它是一个统治集团关于生产活动
的安排日程表和经验总结。弄清它产生的时代，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应
该是很有用的。那末，它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文献呢？　
有人认为它是西汉时代所编写的，因为《夏小正》最初出现在西汉戴德
编纂的《大戴礼记》中。《隋书·经籍志》就把《夏小正》定为“戴德撰”。
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大戴礼记》一书固然收入了西汉时人的一些著作，如
《礼察》篇说：“秦王。。怨毒盈世，。。子孙诛绝。”这样大骂秦朝的话，　
只有西汉人才能写得出来。但在西汉，经过秦“焚书”之后，一些埋藏的古
籍正在陆续发现，《大戴礼记》也必然搜集了一些较古的文献。
《夏小正》采用夏代的历法记事，《今本竹书纪年》中又有夏禹元年“颁
夏时于邦国”一语，历来不少人就认为，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纪，是夏代的
文献。但是根据考古学的材料，夏代从时间上推算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
文化，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仅有很简单的符号字。说夏代己能用文
字对天文、气象、物候作如此系统的记录，实难令人相信。
《古本竹书纪年》称夏禹“居阳城”，阳城在今河南西部的登封县内。
近年来考古学家也认为，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
有人据此主张，《夏小正》是西周、春秋时代居于原来夏代领域、沿用夏代
历法者所作，它很可能是晋国的文献。《左传》记晋国史实多用夏历，便是
明证。但《夏小正》中所记的事物都在淮海地区，如说“雀入于海为蛤”，　
“玄雉入于淮为蜃”。他们如果看不见淮河和海，是不会如此记载的。再如，　
正月经文中记有梅、杏、桃等开花，这在黄河流域的晋国也是不可能的。二
月的经文里还有“剥”一条，这个“　”就是如今的扬子鳄，它居住在长
江中下游，晋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夏朝灭亡后，夏王的子孙被封在杞国（今河南省杞县）。《礼记·礼运
篇》载，孔子曾经想考察夏代的政治情况，因而到杞国去，但夏代的文献已
大多散夫，他只是“得夏时”罢了。这里所谓的“夏时”，大概就是《夏小
正》一书。司马迁在写《史记·夏本纪》时又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根据以上资料，有人认为《夏小正》是杞国职官所记，而经
过孔子审定的。
杞国的历史很长，它曾经是殷王朝的诸侯国，后来又成为周王朝的诸侯
国。它的国土原在淮海地区，到春秋鲁僖公时期，杞国受到淮夷的侵犯而内
迁了。如果《夏小正》是杞国的文献，那末它一定是在内迁之前早就写成。
而且，《夏小正》文句简奥，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就成一完整句子；　
还有《夏小正》经文中用的一些假借字，春秋以后很少用了。由此推定，它
的成书年代必在春秋早期以前。
有的天文学家根据星象移动的规律，测出《夏小正》所言的天体现象，

恰和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年的观象相合。于是认为，这本书的编纂当在西周初
年。有人推测，商代后期才有大量的甲骨文出现；《尚书·多士》篇说：“唯
殷先人有册有典。”那末这本书的撰写可能在商代后期或商末周初，是当时
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代历法的杞国人整理记录而成。《夏小正》经文中
有两处出现“王”字，一说“王始裘”，二说“王狩”。有人指出，在西周
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矢”作为宗周王畿附近的一个小国，它已公然称“王”，　
远在淮海地区的杞国，当然更能称王了。
不过，《夏小正》的历法十分简单，它只是把一年分成12　个月，没有置
闰月的方法，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它所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
物的变化最多，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它所记的生产活动，　
也只有农业、畜牧、渔猎、采集，而没有提到“百工”之事，手工业生产在
当时还很不发达；许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于生产活动
的世代经验的积累。况且，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后来“出奔南巢
氏”，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应该也在淮海
地区。
究竟《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需从历史学、文字学、地理学、
考古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郑嘉融）　
《史记》一书讫于何年？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一座不
朽里程碑”的伟大巨著——《史记》记事的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
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明言：“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从这两段话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是自相矛盾的。于是引起了后
世者的争论，而焦点又集中在下限上。关于《史记》的下限，自古至今，大
致有7　种观点。
一、讫于麟止说。
西汉扬雄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汉书·扬雄传》）　
东汉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本纪、世家、列
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三国张晏说：“武帝
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讫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适、梁启超也力主此说。崔适《史记
探源》罗列八条证据以成其说，他把凡是麟止以后记事一概斥之为“妄人所
续”。《史记》断限讫于麟止的说法较为流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也
说道：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
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关于“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时？就是在持讫于麟止说的学者中，　
解说也不尽相同。一说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畤，获白麟”。一说指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　年）“改名黄金为麟趾褭
蹄。”（均见《汉书·武帝纪》）两事相距，乃有28　年之遥。
二、讫于太初说。
东汉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本泷川资言等人从《太史公自序赞》

着眼，笼统地说：“讫于太初。”太初系汉武帝第七个年号，由公元前104　
年到前101　年，共计4　年。《史记》为何讫于太初？梁玉绳等认为，司马迁
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讫于太初。又为何说讫于麟止？粱玉绳认为这是假设之
辞，表示效法《春秋》。泷川氏还认为是“表作史之时”。主讫太初说者，　
以朱东润持论最为有力。他不仅对崔适的论据，逐条驳斥，并且列出9　例以
证其说：“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讫于天汉说。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书中曰：“司马迁据《左氏》、
《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赞同这种说法的有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曰：“夫太史
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曰：“《史记》者，　
汉太史公司马迁作。。。上起轩辕，下既天汉。”天汉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　
由公元前100　年到前97　年，上与“太初”紧紧相连，共计4　年。
四、讫于武帝之末说。
褚少孙说：“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正史
考略》史记条中阐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