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的遗传基因凑巧在某些方面恢复到远祖的基因组合,就会出现人类的返祖现
象。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但它客观上是存在的。而“猴娃”即是实例
之一。不过,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这种人类的祖先性状只单一地
出现在某一个系统上,如已经发现的毛人、有尾人等。但“猴娃”却有毛和
猿人骨骼等多种原始特征,这用返祖现象来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缺乏有
说服力的证据。
有的专家大胆地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猴娃”涂运宝的原始特征可能
和“野人”有关,关于“野人”,这是目前国际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热门课题, 
世界各国不断传来发现“野人”的消息,如美国的“蜥蝎人”、苏联的“雪
人”、中国的“野人”等等。前年,苏联官方还曾宣布:已在阿富汗丛林中

活捉到“雪人”的标本,目前正在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当然,“世界上到
底有没有‘野人’?”“‘野人’到底是何种动物?”等问题,至今没有得
到科学的统一。据了解,“‘猴娃”涂运宝的家乡曾传闻发现过“野人”的
踪迹;一些地方志和历史文献中也曾记载过人与“野人”交配产生过后代, 
例如晋代的《搜神记》、宋代的《江南木客》、清代的《新齐谐》等都有人
和“野人”交配产生后代的传说。因此,“猴娃”有可能就是现代人和“野
人”交配后所产生的后代。应该说,在“野人”问题本身还长期悬而未决的
情况下,作上述推测还缺少科学上的印证,还须对“猴娃”作进一步的探索、
研究。
(俞爽勋) 
农桑篇
何时出现牛耕?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用牛耕地?有的说西汉中叶,有的说春秋战国,还有
的说早在商朝就开始了。这些说法究竟孰是孰非? 
在人类历史上,牛被驯养为家畜是很早的事,最初是为了食用,后来为
了敬祖媚神,也作祭祀的牺牲,再后用来驾车。用于耕地在世界耕作史上是
较晚的事,而中国牛耕较之外国则更晚些。
主张牛耕始于西汉中叶的人主要根据我国古代著名农学家贾思勰《齐民
要术》中的“赵过始为牛耕”说。《汉书·食货志》载:西汉武帝时,搜粟
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推广牛耕和“以人挽犁”,提倡“代田法”,进而各·郡
“遣令长、三老、力田及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这确实是我
国史籍明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推广牛耕技术,东汉的王景、任延继续在庐江郡、
九真郡推广,因而《后汉书·五行志》开始有“牛疫”的记载。这表明西汉
中叶以后的一段时间,由北到南,已广泛地推广牛耕。江苏徐州、山东滕县、
陕西绥德出土的汉代牛耕画像石,更是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因此,林端诏在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97 号上著文主张:“西汉牛耕己与农民结成不
解之缘并普遍使用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王思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此提出了疑问。他在《再论汉代是奴隶
社会》一文中,承认牛耕在西汉已进一步推广,然而并没有在各个地区普遍
使用。
戎笙在一篇与王文商榷的文章中却不以为然。他解释道:所谓普遍使用
应该作这样的区别,第一是说在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牛耕。第二是说每家每户
普遍使用牛耕。汉代普遍使用牛耕显然是指各地区而不是指每家每户普遍使
用牛耕,因为,即使在牛耕很普遍的明代,也仍有“无犁者以刀耕”的现象。
上述几种意见虽异,但共同点都是不相信贾思勰的“赵过始为牛耕说”。
那么,牛耕究竟始于何时呢? 
学术界流行看法是:战国时代牛耕已很普遍。《国语·晋语》:“夫范
氏中行已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欧亩之
勤。”用祭祀的牺牲去耕地,有人断为牛耕,时在春秋未年。《战国策·赵
策》和《史记·赵世家》也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 
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时在长平之战前夕,当公元前262 年左右。“以牛

田”显然是说战国末秦国已有牛耕。而且《礼记·月令》说:“(季冬三月), 
命有司大难旁碟,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出土牛,今乡出劝耕之牛
于外也。”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土牛”是牛耕在战国时代普遍现象在风俗上
的反映。
对这种流行意见,达人在《有关战国时代牛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不同
看法。他认为,以秦国农业生产为依据的《吕氏春秋》并没有记载牛耕,战
国时代的牛,主要是用来食用和驾车而不是耕地。反映当时状况的《周礼》
“牛人”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
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享其宾射,共其膳
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几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 
与其来耗傍,以载公任器。”唯不提耕牛。言下之意,达人反对战国时牛耕
很普遍的流行说法。但在承认牛耕在秦国只是刚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的前提
下,主张“大概在西汉中叶以后,牛耕已经普遍”,“战国时代主要耕具仍
是耒耜”。然而,金景芳在其近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中指出:“孔子弟子
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的力士名牛子耕等等。这种在名字上把’ 
牛’与‘耕’连在一起,有力地证明当时已存在牛耕。” 
其实,也有人考证,我国早在商代就有牛耕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说:商代已发明牛耕,卜辞中常见或字。像犁头,一些小点像犁头起
土,辔在牛上,就是后来的“犁”字。商人传说其祖先王亥能服牛驾车,想
必也会用牛拉犁。但是,最近出版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指出: 
在卜辞中,关于牛的记载最大量的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和运载的力畜。当然, 
殷代既然有了人耕,也就可能有牛耕,只是目前尚无确证,还有待进一步的
考察。
(勇木) 
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 
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栽培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
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 
迄今尚未定论。
1。华南说:此说是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氏通过对我国
浩瀚的古文献进行爬梳,“因而认定我国稻作可能发韧于距今5000 年前的神
农时代,扩展于4000 年前的禹稷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华南”, 
“为世界稻作最占的国家(《农业学报》第8 卷第3 期,1957 年)。丁先生
的观点得到了童恩正教授的支持,也认为中国栽培稻“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
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农业考古》1984 年第2 期)。日本学者安藤
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李润权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氏指
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
的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农史
研究》)第5 辑,1985 年) 
2。云贵高原说:此说以我国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渡
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高原,然后
“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
原地区各处”。(《遗传学报》第2 卷第1 期,1975 年;渡部忠世:《稻米

之路》)汪宁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种类多达15000 
余种,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资料达3000 多个品种,从海拔40 
米直到2600 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
中心,因之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思想战线》1977 年第1 期;《云
南社会科学》,1981 年)。日本的鸟越宪三郎更直接了当地主张稻作是起源
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
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
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
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在《中国农史》1986 年第1 期) 
3。黄河下游说:这是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文中提出的,李氏主张“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
是其族居地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时间大约
是至少在距今7800 年”。
4。长江下游说:此说为闵宗殿先生率先提出(《江苏农业科学》1979 年
第1 期)。然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
记录,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稻谷遗
存,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
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图,“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大
约在5000BC(公元前)一4000BC,史前栽培稻已分布于长江下游到杭州湾一
带,长江中游也可能有个别分布地点;大约在4000BC 一3000BC 整个长江中
下游平原和江苏北部已有较广泛的分布;大约在3000BC 一200BC,湖南、江
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布,有的已达到广东北部,北面则扩展到淮河
流域以北;大约在2000BC 一1000BC,水稻已进一步传播到福建、台湾、广
东,向西到四川、云南,向北已达山东、河南和陕西,大致已接近于现代水
稻分布的格局”(《农业考古》1982 年和1989 年第2 期)。杨式挺先生也
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农史研究》第2 辑,1982 年)。
5。长江中、下游说:此说以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
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
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
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 
(《考古》1984 年第5 期)。对此全面论证而又较令人信服的应首推林华东
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林氏指出华南说、云贵高
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
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
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
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
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欲望,而且还
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
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
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
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遗存发现
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
萌生栽培作物的欲望有关。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
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上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为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
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不过,学术界也有主张栽培稻的起源应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冈彦一博上
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
四》1985 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
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
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
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 年第2 期) 
(朱月 琴东文) 
养蚕起源于何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点已成定论,但是, 
关于养蚕的起源,却存在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争论。
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论点是“嫘祖始蚕”。螺祖是传说中的北方
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550 年)的元妃。据《隋书·礼仪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