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传·隐公十一年》）。“大宰”即执政之卿。可知在当时，鲁国的执政之卿
还没有世袭，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时，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受
赐费邑及汶阳之田，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以致季氏与盂孙、叔孙三卿“三
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自宣公至哀公六
代，季氏世世为鲁上卿，专鲁国之政。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仍由国
君选卿，卿死后又确定其他人选继任，还未形成世袭（见《国语·晋语四》）。
但此后，晋国的六卿，特别是赵氏、魏氏等，逐渐壮大。“赵名晋卿，实专
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自赵盾至赵无恤（襄子）六
代人父子世袭，为晋正卿。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晋两国为早，在春秋
初年的齐桓公时，高、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实力雄厚，成为世卿（见
《国语·齐语》）。但到春秋后期，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至田乞联合诸
大夫击败高、国，杀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于是，　
田氏就“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　
国君形同虚设。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
大，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
不过，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很
多官职都是世袭的。如1974　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它
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1976　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
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是父死子继，　
世袭“作册”史官之职。有人认为，《尚书·商书·盘庚篇》中说的“图任
旧人”、“世选尔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的“凡周之士，不（丕）　
显亦世”，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
总之，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
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呢？　
（郑嘉融）　
谁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
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
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　
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
《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
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
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
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

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
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　
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
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
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
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
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　
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　
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
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
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　年得为太原
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
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
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　
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
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
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
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
“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
“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
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据《旧唐书·字文
士及传》，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
时事”，武德二年（619　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
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
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　年，李渊
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
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
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
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
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　
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
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　
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
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　
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　
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
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　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
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
不上李渊。
（华林甫）　
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可是，关于这种制度的施行
情况，各家的意见很不一致，历来争论不休，至今仍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
问题。
怎样的形状才算是“井田”呢？《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其制似井
之字，因取名焉”。据此，有人认为，“井田”的基本结构必须是九块等积
的方田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井”字形。但《易经·井卦》中说：“往来井
井”；《荀子·儒效》也称：“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系形容有条理。
因此，又有人认为，凡是整齐地划成等量小块的田地，都可以称为“井田”。
井田制在古代是否施行过呢？《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
百亩”；《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国语·齐语》记管仲说：　
“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国语·鲁语》载孔子说：“其岁收田一井。。”；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又谓：“井田者，九百亩。”根据上述资料，古代
施行过井田制是过去94　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人认为，《孟子》、《周礼》上
的井田说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国语》中的“井”不是指田地；《穀梁传》
成书甚晚，所说“井田”是从《孟子》那里演化而来。还有人认为，《孟子》
所说井田固然是空想，但小方块形式的井田制肯定是存在过的。
那么，井田制从何时开始施行，至何时瓦解废除的呢？有人认为，马克
思说过，农村公社的地产都是由“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恩格斯也
说，在农村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可以“分到同样大的一块土地”（《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355、452　页）。因此，井田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的
农村公社阶段应已出现，它的最初形态就是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又有人认为，　
《左传·哀公元年》记，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成”就是井田
的单位，杜预注：“方十里为成”。商代甲骨文中，更把“田”写成四方、
六方、八方、九方的整齐小块。《孟子》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可知，夏商周的田制是相类似的，　
井田制实行于夏商周三代。也有人认为，“井田”之名自周代文献中才出现，　
至战国末土地买卖盛行，促使井田制瓦解。因此，井田制只是周朝一代的土
地制度。
井田中一般都有“公田”和“私田”，它们是如何划分的呢？《夏小正》
传说：“古者先服公田，然后服其（私）田也”《诗·小雅·小田》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对于上述两类田地，有人认为，所谓“公田”　
是周王赐给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井田；贵族们为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而开
垦出井田外的荒地，成为他们真正的私有财产，便是所谓“私田”。也有人
认为，“公田”是贵族的自营田，征发劳动力来耕种，收获物归贵族剥削者
所有，所以也称“藉田”（“藉”是“借”劳动力的意思）；“私田”是授
给耕种者的份地，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故《汉书·食货志》上说：“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所“受”之田，即为私田。
井田中都分成等量的小块，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
块，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单位，而对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
的单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块都是分配给单个家庭供其生活之用的，　
而且要定期实行重新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在井田上，　
官吏把田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等，并规定“三年一换土易居”。这样分
得上田的人不能“独乐”，分得下田的人不能“独苦”。《周礼·大司徒》

谓，分得上田的“家百亩”，分得中田的“家二百亩”，分得下田的“家三
百亩”。这是后来的又一种分配方法。
井田上耕种者的身分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剥削方式呢？有人认为耕种
者是一无所有的奴隶，他们承受着奴隶制方式的剥削。也有人认为，井田上
的耕种者受有“私田”作为生活份地，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奴；他们被征发
到“公田”上去替主人耕种，承受着劳役地租的剥削；自春秋时代鲁国在宣
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后，劳役地租又变为实物地租。还有人认为，井田上
的耕种者虽受有份地，但他们仍被强迫进行奴隶制性质的集体劳动，他们是
一体“授产奴隶”。
此外，《孟子》说的夏人行“贡”法，殷人行“助”法，周人行“彻”　
法，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夏人每块小田为“五十亩”，殷人“七十亩”，周
人“百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井田制施行时有“国”和“野”的
区别。《孟子》上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什么又有如
此的不同？对于这些，各家的解释不一，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总之，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问题很多，众说纷纭。要了解历史的真相，　
还需详细占有材料，细心地鉴别探讨。
（郑嘉融）　
古代户口制度始于何时？　
据史载，我国夏禹时分天下为九州，有人口约1300　多万。周代增加了二
三百万。战国末期，共有人口2000　多万。《汉书·地理》》记载，西汉末年
共有居民1223。3　万户，5559。4　万人。这是一个比较详细也是比较信得过的
数字，说明了当时我国调查户口、编定户籍的制度已相当完备。
那么我国是从何时开始制订调查户口、编写户籍制度的呢？一般认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和户口编制制度，“十户为一
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全国从基层到中央政权，　
都通过户口制度像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地进行登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