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在邮递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德璀琳在7　月29　日发给烟台、牛庄
的寄发邮票的函，不能看成是两地海关间一般业务的联系，而应视作德璀琳
即邮政总局下达给烟台、牛庄两地的有关海关大龙邮票对外发行的通知，因
而牛庄海关一收到邮票就能立即发售。由此可见“七月说”已为历史档案所
证明。至于发行首日，在“七月说”中又有三种不同看法。（1）7　月24　日
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当时邮政总局急需邮票发行，一旦收到就会发行，　
因而在缺乏确凿档案材料的情况下，第一批五分银邮票到达天津的日期，也
是海关邮政总局决定发行此票的日期。（2）7　月25　日或26　日说。即天津收
到邮票后一、二天内发行。（3）7　月29　日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德璀琳7　
月29　日把邮票分发给牛庄、烟台的日期，同时也是天津海关书信馆（即邮局）　
开始使用的日期。
“八月说”者认为，要确定某一种早期邮票的发行日期，应以明确记载
的文件或邮递通告为依据，或者是真实的实寄封。目前已披露的档案材料，　
以牛庄海关档案的记载最明确：1878　年8　月1　日收到首批面值五分银邮票，　
当天发给该关威基谒邮票250　枚供使用，因而发行首日应是8　月1　日，地点
是牛庄（营口）。
目前集邮界还在继续考证、探讨这一问题，以冀解开这个百年之谜。
注：大龙邮票上的面值“分”（Candarin），是海关关平银（或称海关
两）的值。关平银是海关的一种衡量标准，是海关征税使用的记帐银两，并
无实银。付税或付邮资时与当时流通的通货折算支付。1878　年，关平银一两
合通用的铜钱1600　文。
（杜圣余）

二名人悬案
隐士篇
伯夷、叔齐是饿死在首阳山吗？　
一部《论语》，论及100　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
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　
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
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
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
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
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
世。
据《史记》本传，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
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
命，于是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　
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爱及
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
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死前
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
生平史料。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
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
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　
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阳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　
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
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
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
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　
以至饿死，新出版的《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
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
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
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
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
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
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
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魏行）　
介子推隐居于何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的属臣。公元前655　年，晋国内
乱，重耳出逃，流亡他国，介子推随从重耳度过了19　个春秋，历尽颠沛流离、
艰辛危困。一次，重耳在流亡途中粮尽食绝，饥饿难忍，介子推毅然从自己
大腿上割肉一块，供重耳充饥，真可谓是一位忠心耿耿、
以身报主的良臣。然而，重耳回国即位后大封有功之臣，却独独忘了介
子推，待事后想起时，不图出仕的介子推已携老母隐居于深山。明末冯梦龙
的《东周列国志》中说，晋文公曾亲自去深山寻找介子推，遍寻不见，听从
臣属之计，纵火烧山，欲逼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决意不出，任大火三日，最
后母子相抱，被焚死于枯柳之下。这情节可能出于后人的渲染，但介子推隐
居而死于深山，却是事实。他功成身退、厌恶仕途、不求封赏、洁身自好、
宁死不俗的情志，历来为人们称颂。
那么，介子推隐居于何处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求
介子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史记·晋世家》也说：“闻其入绵上山中，　
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西晋大学者杜预
注《左传》时说，绵上山在西河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县）南。北魏地理学家
郦道元和后来的乐史、顾祖禹等人都持此说。
但是，有人认为，在晋献公、晋文公时代，晋国国力既然渐渐强盛起来，　
然而还只是在同晋南各小国打仗，力图向南拓展，尚无力顾及北边。霍山以
北一线尚为狄人占据，并非晋国辖地。介休位于霍山以北，介子推不可能去
陌生的异邦寻觅隐身之处，晋文公也不可能以狄人之地封赏介子推。因此，　
绵上山不在介休境内。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据《左传·襄公十三年》“晋侯蒐于绵上以
治兵”和《左传·定公六年》“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两则史料推
论，乐祁自宋赴晋，不会走河西介休这条道，据此否定杜预的绵上山在介休
境内之说。并认为，在翼城县西有座绵山，俗称小绵山，靠近曲沃，赵简子
迎乐祁并与之饮酒的“绵上”当在此处。所以，介子推隐居于翼城（今山西
省翼城县南）的绵山。
然而，据清朝乾隆《翼城县志》载，小绵山一名系因晋文公思念介子推，　
将国都附近的一座小山改名而来，这仅是一个迁移而来的纪念性山名而已，　
并非《左传》、《史记》中所载之绵上山。并且，此山甚小，地域狭窄，难
以系兵、治兵。再之，晋文公时晋国都城在绛（今翼城县东南15　里处），距
小绵山仅几十里，如果介子推隐居于此，晋文公环山百里封田给他，就得将
国都的近郊、甚至国都的一部分都作为封田，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述两处外，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也有一座绵山，又名紫金山，山
上遗留有介子庙，传说此山才是介子推隐身之地。
近年，有人又提出一种见解，认为根据晋文公时晋国的版图而论，绵上
山当在霍山以南。从“晋侯系于绵上以治兵”、“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
绵上”来分析，乐祁自宋至晋，是越过太行山南端的南阳（今河南省获嘉县
北）而来的。由此推论，赵简子与乐祁相会的绵上应在晋都新田以南。系兵

之举在春秋时是十分隆重的，都安排在国都附近举行，而且，治兵之处必须
是一马平川，才便于战车动转驰骋。晋国当时只有浍河以南有平川，相当于
今山西省稷山、万荣、闻喜县一带。这就是晋侯系兵、治兵之处。此处有否
绵上山呢？乾隆《万泉县志》记载，万泉县（即今万荣县）西南正有一座绵
上山，又称绵山，今习称孤山。因此，此山即当年介子推隐居之地。这样，　
这个问题就有四种答案了。
（杨剑宇）　
陶弘景、卢藏用算不算真隐士？　
所谓隐士，即指潜居避世之人。陶弘景、卢藏用分别为南朝、唐代著名
的隐士，史书多有记载。但因引用标准不同，后人对其是否为真隐士，却有
一番争议。
有人以为，陶弘景当然算得上是真隐士。史载，陶于齐高帝（即萧道成）　
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
年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　
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南史》本
传说他“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
见者以为仙人”。可见，陶弘景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
然而，有人以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在这些学者看来，真隐士是
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这可远溯至巢父、许由等人。《庄子·逍
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天下既己治矣，而我犹代子，　
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晋皇甫谥《高士传》也说许
由因尧让天下而逃去，尧又招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
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即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污吾犊
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可见，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
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
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这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受“巢许”　
一派影响，洁身自爱的著名真隐士还有东汉的严子光、东晋的范宣、唐代的
陆羽等人。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隐士。陶虽然隐居
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
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　
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就带
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说，“山中宰相”　
的形象化之称，正好说明陶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
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是十足的假隐
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于说到唐代的卢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隐士了。据新、
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等记述：卢藏用中了进
士后，不得调进，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
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　
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并以谄事权
贵、奢靡淫纵而获讥于时。后来，卢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
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道士司马承祯

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　
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
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　
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
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
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
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
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
其君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