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下》篇、《荀子·解蔽》篇等著作都只评庄周而不论杨朱,孟子只抨击杨朱
而不及庄周,司马迁《史记》又只为庄周立传而不提杨朱,种种迹象表明,
杨朱与庄周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然而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论证。有的同志
指出,杨、庄二字,古音只同韵,而声纽完全不同,这样的字是不能随便通
转的。有人更提出反证,说《庄子》书中批评杨朱的话很多,如《徐无鬼》
篇载庄子对惠施曰:“儒、墨、杨、秉(公孙龙字)四,与夫子为五,果孰
是耶?”如果“杨”即是庄周,他不可能连自己都怀疑起来了。《胠箧》篇
更主张,要“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如果“杨”即是庄周,他怎
么可能自己要钳自己的口呢?对于这些材料,论者或以为它不是庄周学派的
著作,因而是不可信从的。
总之,杨朱与庄周有许多极其相似的地方,他们很像是同一个人,但也
有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似乎又分明是两个人。孰是孰非,仍然是一个悬案。
(郑嘉融)
扁鹊是什么时代人?
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记载的古代医学家。他对我国古代
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被后代医家视为“医学祖师”。有
关扁鹊的事迹,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话般的传说。据《史记》记载,扁
鹊姓秦,名越人,“勃海郡郑人也”。他年轻时做过经营旅店的“舍长”。
舍客中有个叫长桑君的老人擅长医药,扁鹊便跟从他学到了高超的医术。有
一次,扁鹊路过虢国(今河南陕县一带)时,正碰上虢太子暴死。扁鹊诊断
后认为太子得的是虚脱之症,并没有死,于是,他采用针刺、热敷等方法,
使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人们常说的“起死回生”一典,就出于此。扁鹊还
是中医脉诊的创始者,他能综合地应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问诊)等
中医四大诊术来诊断疾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说:“至今天下言脉者,
由扁鹊也。”
但是,这样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医学家,他的生活时代和他的故里,
却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扁鹊生平事迹,比较详细的记载,见于《史记·扁鹊传》中,此外在《战
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说苑》等古籍中,也有
一些片断记载。但是如果我们把史书上所有关于扁鹊的记载,综合起来分析
研究,马上就会发现两个问题:有关扁鹊事迹的最早记载是《韩非子·喻老》
篇:扁鹊望蔡桓侯病,其时为周桓王六年(前714 年);最晚的记载是《战
国策·秦策》:扁鹊诊秦武王病,其时是周赧王五年(前310 年)。前后两
者之间相距时间长达400 余年。如果仅仅以《史记》所记扁鹊事迹而论,从
赵简子立(前519 年)到齐桓侯立(前384 年),其间亦达130 年左右,此
其一;《史记》中说:扁鹊为“勃海郡郑人”。但是考察有关史料,古代渤
海郡只有“啵荨保蕖爸!闭庖坏孛似涠U庑┚褪恰氨馊抵铡薄?br /> 产生的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古今学者对这一历史之谜的谜底孜孜以求,但至今仍莫衷一
是。早在东汉时,《风俗通义》的作者应劲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因此,扁鹊是“黄帝时医”。晋代学者傅玄则认
为:扁鹊是春秋中叶以前的人。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二十三)中说:
“余考扁鹊与赵简子同时,盖《说苑》‘虢’作‘赵’甚是,赵简子之子为
桓子。”他认为虢太子应为赵桓子,而扁鹊是战国初期人。
关于扁鹊的故里,《韩诗外传》和《说苑》都本《史记》“郑人”之说。
晋代徐广认为:考渤海无郑,河间有“啵保虼耍爸!钡蔽班|”之误。
今人本于此说者也很多。西汉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则云:“扁鹊,卢
人也”。此后高诱注《战国策·秦策》、韦昭注《汉书·高帝纪》中,亦都
称扁鹊为“卢人”。
在现代学者中,关于扁鹊的生平时代,有的认为是春秋前期或中期,有
的认为是战国前期或中期,也有的认为是战国末期;关于扁鹊故里,认为是
扬州的有之,认为是郑州(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的有之,认为是原籍在渤
海郡、家住郑州的亦有之,更有人认为扁鹊是齐国卢(今山东省长清县)人。
卢南乔在《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一书中说:扁鹊这位古代名医以秦
为姓,赵人为名,扁鹊为字。他是战国末期人,确凿地讲,是齐桓公至秦武
王荡时期(前357~前307 年)人。扁鹊的故里,既不是郑地,也不是啵荩?br /> 而是渤海(齐国)卢(即今山东省长清县)。
郎需才在《扁鹊活动年代及事迹考》(载《中医杂考》1980 年第4 期)
一文中则认为,根据他对史书中有关“扁鹊望桓侯”、“扁鹊诊赵简子”等
记载的考证和比较研究,再加上考古学家对虢太子墓的考古发掘材料,扁鹊
很可能是公元前7 世纪的人,就也是春秋前期或中期的人。
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教材)认为:扁鹊是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5 世纪的人,也就是战国前期的人,他的故里应该是渤海郡“啵荩唇窈?br /> 北省任丘县啵菡颍薄?br /> 如此看来,扁鹊生平时代和故里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尚待进一步考证的
历史悬案。
(冯兆平)
董狐是不是“直笔良史”?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有关他的故事见之于《春秋》左传。
宣公二年,当时晋国国君晋灵公荒淫暴虐,穷奢极欲,《左传》中记载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杀之,寘诸备,使妇人载以过朝”。身居相位的赵盾,看到晋灵公这样凶狠
残忍、倒行逆施,对国家前途忧心如焚,屡次冒死“骤谏”。可是晋灵公不
但不听,反而派武士去暗杀赵盾,未遂,又假意设宴招待赵盾,伏甲欲杀之,
又被赵盾侍从提弥明识破,拚死突围而出。赵盾被晋灵公逼得走投无路,只
得潜出城外避难。不久,晋灵公被赵穿在桃园杀死。赵盾闻讯赶回都城,重
新掌握政权。董狐在史书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公布。赵盾
分辩说:“不对,这不是我的过错。”董狐振振有词,对他说:“子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听了只得长叹一声,默然认账。
孔子评论这段史料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即赵盾)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从此董狐被当作秉公执法,直言书法的良史,
后人称赞董狐的屡屡不绝,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对“董狐”的做法十分赞
赏,称颂他“直笔写史”的精神。
不过,有一种看法认为,董狐的这种做法不足为取。理由有这样几点:
第一,杀死晋灵公的是赵穿,而不是赵盾,赵盾不过是赵穿的叔父,硬要叔
父为侄子的行为负起责任,那只能算是“株连”,这种主观臆断的株连笔法,
真正的“直笔”良史是不会写的。第二,董狐“为君者讳”,晋灵公的滔天
罪孽他不置一辞,只责备赵盾“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似乎“直”得可以,实际上是故作唬人之词,完全站不住脚。应该说,赵盾
为了维护晋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晋灵公“骤谏”不断,已经尽到了“正
卿”的职责,“亡不越竟”,只能说明赵盾受到了晋灵公的残酷迫害而不得
不为之的做法,说明他在患难时还不愿逃离本国,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
怎么能作为他弑君的事实根据呢?“反不讨贼”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晋灵公
来说,赵穿不弑他,也有其他人会来杀他。当时晋国的百姓都很明白,认为
“晋侯自取其祸,非相国之过也”。董狐的做法是有悖干事实的。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须按照当时的时间、地
点和条件来看待,晋灵公虽然不行君道,但从奴隶主阶级等级森严的制度来
看,以下弑上仍然是一种无道行为,赵穿弑晋灵公,赵盾是否事先知道,这
不得而知。但他作为赵穿的叔父,赵穿弑了晋灵公后,他不加以谴责,反而
接受赵穿的迎接,重新登上相位,这在当时看来,仍然是违反为臣之道的行
为。赵盾复相位后,大权在握,而且因为赵穿弑了晋灵公,朝廷大臣都为之
战栗,太史董狐在这个时候,敢于在史籍上直言“赵盾弑其君”,这是何等
的勇气,因而对董狐的苛求是不公道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反对以上观点的人承认董狐具有一定的勇气,但是他
们认为问题在于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是错误的。他把“合理想象”
当成历史事实,不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这是一错;不直书晋灵公的
荒淫暴戾,自取其祸,却将罪名株连无辜的受害者,丧失了史家应有的正义
立场,这是二错;不顾公论,只许暴君害民,不许国人反抗,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这是三错。一个史官,坚持这样的错误记录而不改,无论表现出多
大的勇气,也只是“固执己见”,谈不上是什么“直笔良史”。他的做法更
不值得后人称颂效仿。
(蒋建平)
韩非的死因是什么?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术”、“势”学说的集
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
以后2000 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 年,韩非死于
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
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
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
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
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
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
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信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
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
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妒忌的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
国为一将以攻秦》中讲:楚、吴、燕、代四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召
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
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
贾用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
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
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
宝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
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
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
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
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
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
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
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
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
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
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
斯的嫉陷,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
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
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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