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将军之神并无定位。它乃是一个载体，是按时空而有变更的。
刘锐说。刘锐者，罕见于史传。“相传神刘锐，即宋将刘锜弟，殁而为
神，驱蝗江淮间有功”（《识小录》）。
刘锜说。“南宋景定四年（1263　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　
敕书除蝗”（《灵泉笔记》）。“宋淮南淮东浙西制置使刘锜因驱蝗，理宗
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怡庵杂录》）。此处或系为“猛将”最初
出典。按，刘锜是与岳飞等齐名的南宋抗金名将，世称“张（俊）、韩（世
忠）、岳、刘”。他曾大败金兵，歼灭金军王牌“铁浮图”和“拐子马”，　
因而江南地区的刘猛将军庙，即明确供奉他的塑像，且有庙联为证：“卧虎
保岩疆，狂寇不教匹马返；驱蝗成稳岁，将军合号百虫来”（江苏无锡南刊
沟刘猛将军庙）；“破拐子马者此刀，史书麻扎；降旁不肯以保稼，功比蓐
收”（江苏武进刘猛将军庙）。此处是说他命将士持麻扎短刀只管低头砍拐
子马足，则马不战自倒，“旁不肯”是一种吞噬蝗虫的小虫。
刘（韦合）说。刘（韦合）是北宋末年大臣，力主抗金。岳飞曾在他麾
下当过小军官。后来在汴京（开封）时出使金国议和，因不屈服，壮烈自杀。
保持了民族气节，所以《清嘉录》称他“为神固宜”。
刘仁瞻说。刘仁瞻是南唐末年大将，他在寿州（安徽寿县）多次打败后
周军队，而且大义灭亲，当众诛杀叛而未成的亲子，这在封建社会算是铁面
无私的一种典型。
刘宰说。刘宰是南宋中期进士，江苏金坛人，宋理宗端平年间，曾起用
为藉田令、太常丞。后隐居30　年。“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　
江以南多专祠”（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刘承忠说。所谓刘猛将军，自清入关后又开始了刘承忠时期。他是为当
朝皇帝钦定为蝗王的。雍正二年（1724　年），直隶总督李维钧为河北水平刘

猛将军庙写碑记，首次出现刘承忠名讳。按碑记刘承忠自称，乃元时吴川人，　
“吾父为顺帝时镇江西名将，吾后授指挥之职，亦临江右剿除江淮群盗；返
舟凯还，值蝗孽为殃，禾苗焦悴，民不聊生。吾目击惨伤，无以拯救，因情
极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朝，遂授猛将军之职。”《清文献通考》卷一○五
《群祀》）　
刘佛寿说。在江南民间，还有把刘猛将军说成是刘佛寿的。据今日苏州
地区流传的《猛将宝卷》、《猛将神歌》称，刘佛寿乃是宋朝申江的一个放
牛娃。他自幼丧母，为继母虐待，以牧牛为业，曾在田野为积极扑灭蝗虫而
献身（姜彬主编《中国民族文化》）。因而奉为神，建庙祭祀。
刘猛将军庙自南宋以来都颇为重视，因为关系到国民经济主体农业的兴
衰，朝野为此都有祭祀的，并定于每年正月十三日始举办五至七天的迎神赛
会。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江浙和安徽等地区旧庙的废墟上重建新庙，所塑刘
猛将军，有明朝乌纱帽、大红补服的文官或戴鎏金盔着铁甲的武官等造像，　
并无统一模式。祭祀活动有增无减，还通过种种舆论深化刘猛将军的特异功
能，“光绪三年，飞蝗自江北而南，及祷于神。嗣闻土人相传，蝗之来者有
群鸦迹其后，遂驱而之”（民国《川沙县志》）。
刘猛将军有如此驱蝗灭蝗威力，又有这么众多的善男信女，那么他究竟
归在谁名下最为合适呢？　
（盛巽昌）　
施相公庙主神是谁的形象？　
江浙和上海郊区从前多建有一类庙宇叫施相公庙。
施相公庙规模不大，通常的只有两进，供奉的也只是几座泥塑木雕的盈
尺金身，其中主神俗称为“施相公”。相公者，乃旧时对有功名的读书人尊
称，“今凡衣冠中人，俗称相公，或也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通
俗编·仕进》）　
显然，这个源自民间的俗称“施相公”，年深日久，却把他的名讳也忘
了。
施相公庙的主神是谁呢？他是根据何朝何代角色，将其形象嬗变为一方
尊神而定位了的？　
一种说法是华亭（上海松江）诸生施锷。据传，施锷有一日在路上遇冻
僵之蛇，为之饲养；此后与蛇结为挚友，施出门即置小蛇于竹筒，随身携带。
一次施赴南京参加乡试，因天气炎热，蛇从竹筒出游，考场兵丁群起欲打死
它，不料蛇却化身金甲神人。施赶来时，金甲神人又化为蛇游进竹筒，考官
遂以施锷携带妖物，怀有妖术为罪名，将他杀害。蛇怒而复化为金甲神人报
仇，打败众多官兵。朝廷知悉后，为施锷平反，追封他为护国镇海侯。另一
说法是明代崇明岛的乡绅施挺，因组织本地民众英勇抗倭不幸战死，由此被
封为护国镇海侯的。大概从明末清初伊始，“祭祀施相公成为上海地区的岁
时风俗活动之一”（何水金《施姓从何而来》，1992　年7　月23　日《社会科
学报》）。据上海社科院林其锬研究员函告，此两位“施相公”，“江南民
间奉祀者恐怕以前者（即施锷）为多，因江南水乡蛇多，此亦民间奉祀社会
基础也”。据传，江南人民在春节前祭祀施相公，供品为上盘蛇形的馒头，　
称为“施相公馒头”，后又演变为盘龙馒头，今民间尚见有此俗。

这两家“施相公”庙因为多在苏南，易混淆，一般前者棋布面广，后者
仅囿于崇明。
但江南地区还有一种说法为东晋许真君的徒弟施道人。许真君，即许旌
阳许逊。他是道教有名的许真人，斩妖除魔，破邪扶正，颇见流传的故事，　
就是在长沙郡斩妖龙。说的是妖龙化为白面书生招赘贾府，娶了贾太守千金，　
生了三条小妖龙，而那位贾千金也因受了妖气嬗化为龙；这样如果再继续下
去，整个长沙郡要陷为湖了，幸喜许真君赶到，诛杀了妖龙和两条小妖龙。
因为太守求情，饶了她女儿和另条小妖龙不死；施道人在清除妖龙过程中也
是出了大力的。据清人钱彩《说岳全传》，他还帮助岳飞次子岳雷，光荣完
成了扫北灭金的系列工程中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攻灭了此时已完
全蜕化为妖龙的贾千金（乌灵圣母）在蜃华江畔所摆的乌龙恶阵，还把她擒
拿送交许施阳真人，避免了宋军水淹的浩劫。见于岳飞故事在江浙的风行不
衰，他也由此为人们立庙祭祀。建立此庙，大概出自克服自然灾情视角而建
造的，南方多雨而易成涝，所以迷信于能除妖龙的仙道。由此此位“施相公”　
庙主神造像，就参照了《说岳全传》的施道人形象了：头戴九梁冠，身穿七
星道袍，背负一柄松纹古定剑。显然，这位“施相公”主神，本身就是道家
的人物。
此外也有一说的是，此施相公者，乃南宋施全。施全系当时京都临安（杭
州）一个小军官。公元1150　年（绍兴二十年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　
乘秦桧上朝之际，刺杀未成，被捕后慷慨激昂地说，“举国与金为仇，尔独
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钱彩平活小说，　
将他移植为岳飞部将，为替岳飞报仇，趁秦桧到天竺烧香，躲在众安桥下伺
机刺秦，而不幸被擒杀，后来平反恢复名誉，被宋孝宗封赠为“众安桥土地
加封兴明福主”（《说岳全传》第八十回），后人就在众安桥立庙祭祀。在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前夕，当时杭城道路尚未扩建，此庙宇尚存，夹
临于商店间，仅一开门面，行人路过皆能见到悬有“施将军祠”横匾的小庙，　
所供施全坐像，系泥塑的银盔银甲，白面长须，系按明朝武将造型。按，施
全刺秦桧壮举，在当时秦桧权势震慑朝野，炙手可热，他却敢冒大不韪，置
生命于度外，确是起到轰动效应的，由此为人们敬仰，并有诗赞曰：“烈烈
轰轰士，求仁竟不难。春秋让豫让，宋代有施全；怒气江河决，雄风星斗寒，　
云阳甘就戮，千古史斑斑。”云阳是宋时刑场，据称他引颈受戮时，围观者
多有洒泪的。施全虽是武人，但因宋时尊称贵人为相公者，所以施将军庙，　
也有被呼为施相公庙的。
上海旧城厢（今南市区）旧时有施相公庙多处，今日盐码头街，原名即
为施相公弄，因弄里建有施相公庙而得名。19　世纪70　年代葛元熙《沪游杂
记》就记有虹桥地区的施相公庙，为当时香火旺盛之处。今天上海道教庙观，　
仍有供奉施相公神位的，但此位施相公究竟是何许人，也难以考信了。
（盛巽昌）　
“中山狼”所影射的是谁？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老幼皆知。人们把迂腐的好
心人称为东郭先生，而“中山狼”则是忘恩反噬者的艺术典型。这个故事现
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传奇小说《中山狼传》。因为它收在明人马

中锡的《东田文集》中，一般认为是马的创作或改编前人之作。
随后，出现了康海和王九思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剧本。康、王都是明
代“前七子”中的著名文学家，又是同乡，对戏曲也有相同爱好。王九思的
剧本题名《中山狼院本》，是个仅有一折的短剧，影响不大。康海是弘治年
间状元，很有文才，所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又是大戏，有一定社
会影响；陈继儒曾评曰：“此剧真乃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
颤战。”此剧确实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发。今日舞
台演出往往据此为蓝本。
与康海同时代而稍后30　年的何良俊，开始把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政治斗争
直接联系起来，坐实说康海笔下的中山狼是影射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前七
子”中的首领人物李梦阳。从此开始了持续争论至今的“中山狼公案”。
其时政治斗争的背景，是宦官刘瑾从操纵朝政、煊赫炙手到“以谋反下
狱”，并牵连进去一大批官吏。据何良俊说，“当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曾
代尚书韩某起草奏疏，揭发瑾党罪行；刘瑾深以为恨，把李投入狱中欲致以
死；康海到刘瑾那里说情，使李幸免；后刘瑾垮台，有人认为康海是刘瑾一
党，李梦阳对康海的评议也很严格苛刻，康被罢官，于是写了这个剧本泄忿。
（原文见清代焦循《剧说》卷三）从有关史料来看，康海确实利用自己和刘
瑾的关系，营救过李梦阳，后康“坐瑾党”，遭到弹劾，却未见李梦阳站出
为他解脱，也是事实。有些记载又说，“瑾慕海，尝欲招致门下，而海不往”。
（《康海传》）康海原来清高得很。李梦阳出事后，“崆峒（李梦阳号崆峒
子）扯子襟，噬指血密书，告急于君日：‘非吾友，他弗能救。’”“君慨
然：‘果如是，吾何借一官！’”（《对山康修撰传》）“对山（康海号）　
性孝友。因救李空同，与刘瑾酬酢，遂罹清议”。（《剧说》）把康海描画
成一个为了救友人而忍辱屈节，甚至作出人格上牺牲的大义士；也更反衬出
李梦阳不救康海，反而在给康海定案时“议论严刻”，自为“中山狼”无疑。
清代，有人对这宗公案开始产生了怀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诗文著作，　
发现“康、李末尝隙末”。（《静志居诗话》）钮锈说“对山之救献吉（李
梦阳字），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觚
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李梦阳并未对康海“逞凶反噬”，是“好
事者”“附会其说也”。不过，他们依旧认为从马中锡的传奇小说开始，“中
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梦阳的，只是遭其反噬的东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别
有所指”的另一个人。朱彝尊还指出了这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不足，也不能
为后人所接受。
时至近代，仍然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如戏曲史家严
敦易认为，“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系为讥刺李梦阳，以泄
自己的愤懑之作，大概是并不附会的事实”（《元明清戏曲论集》）。傅惜
华《明代杂剧全目》也介绍了“论者谓其《中山狼》一剧，即诋李梦阳之作”。
另一种意见则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史料，获得新的观
点。如蒋星煜据《明实录》、《李梦阳墓志铭》等，认为康海与刘瑾的关系
本来就非同一般，并非为救李梦阳而屈节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洁。
而且使李梦阳获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国戏曲史钩沉》）辛雨
也查明从刘瑾被捕到处分“瑾党”，政局急转直下，前后仅仅四五天时间，　
待李梦阳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李梦阳既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