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8-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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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3)
据当事人张作霖的随从温守善回忆:“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的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箱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1~162页。关于被炸情形,据事后调查报告,张作霖所乘列车共计20辆,由机关车算起第9~12辆共4辆被炸毁。“第10辆大包车系大元帅、吴督办、仪我(也写作仪峨)顾问等所乘,车身几乎全部毁坏,仅剩前方门及门框并框侧木板,而后方脱落一轴,二轮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北首铁桥完全坠落,其栏杆正压在饭车右侧,其副桥则坠落于其南首。副桥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处,口径均逾尺”。报告判断:“足证药性之猛,用药之多,决非手腕之力所可抛掷,必系预先装置”。档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评析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我选定……”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装出一副“唯我独行”的样子。现在的日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的个人独断行为。或者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以河本为主谋的关东军的独断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是不够准确的。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于6月12日发表声明,诬称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但侥幸逃跑的那个人已被东北当局控制,说出了事实真相。东北当局又根据现场调查及事前的种种可疑现象,已判明爆炸是关东军干的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岩波书店,1950,第22页。。只是为了稳定局势,才未予公开。
另一方面各种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轩然大波,甚至触及了最高统治者昭和天皇,并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路人皆知”的重大事件,最后对肇事者未作严厉处置,仅以“警备疏忽”为由,给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河本等人行政处分而了结。对外未予公开,使之成了一段历史之谜。直到战后才真相大白。十分明显他们是在袒护凶犯,掩盖罪行。
对于这个问题,从当时昭和天皇异乎寻常的表现,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据近年来一些新史料披露,关于皇姑屯事件,田中曾两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说:“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窃以为似乎我帝国陆军军人中,于某种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凶之嫌疑,目前正责令陆军大臣调查”。田中腹案打算将河本交军法会议,从严处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奏曰:“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1~34页。天皇听了顿时震怒道:“此话与上次所言迥异……这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提出辞呈吧!”《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田中终于灰溜溜地下台了。由于天皇发言而导致内阁垮台,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天皇为何如此愤怒呢?有人说是“触抚了天皇的逆麟”,天皇自己则解释说是“由于年轻气盛”。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真的触抚了什么“逆麟”?天皇虽然表面上训斥了田中,但却于翌日立即批准了回避公开事实真相不做严厉处分的方针。可见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开真相,“召开军法会议进行审判,河本将把日本的计划全部暴露出来”《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怒斥田中不过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或许美国人的看法更为直观,称昭和天皇是“一个可怕的战争魁首”,“一个搞阴谋的领袖”。皇姑屯事件正是天皇指使其亲信的“陆军党羽”干的〔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4。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4)
天皇究竟“知情”多深?姑且不论。而他亲统的“陆军党羽”是完全知晓的。据最新资料表明,事件一个月之前的4月27日,河本曾写信给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荒木贞夫(后成为日本军中法西斯“皇道派”首领)和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封信[《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下石根的信》(1928年4月4日)]。信中提到“如蒙二位阁下关照,暗示中央有必要于满洲方面进行某种策动之意,余者皆由我方(指关东军)适当解决可也”。信中所言“某种策动”,就是要在东北制造混乱,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杀死张作霖。此前的4月4日,河本在写给挚友矶谷廉介(台儿庄战役时的侵华主将)的信中表白了他的决心:“死他一、两个张作霖算什么!这次一定要干!”“去年,前年都很想干,但未能如愿,今年一定要达到目的”《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看来河本要除掉张作霖的决心由来已久。岛田俊彦认为,河本早在1927年12月已有杀张企图(参见《关东军》),如从河本致矶谷信看,大概从1926年3月,河本上任关东军参谋时已有此想法。他给军部中央的信意在取得上面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军部中央与皇姑屯事件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当然,要暗杀张作霖绝不单单是军部势力的想法。其他侵略分子也早有此意,并与军部密切配合。前述的所谓“便衣队”的由来,据研究,在大石桥卖煤炭和滑石的伊藤谦三郎曾往访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和河本,向他们提出了“除掉张作霖,拥立吴俊升”的计划。河本对此十分赞同,后来当他策划皇姑屯事件时,便通过伊藤等人找来了“便衣队”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65,第64页。。另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当河本加紧策划阴谋时,“北陵地方的地主原某(抢占中国农民土地非法经营者)和伊达顺之助(大陆浪人)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城野宏笔供》;195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以上说明,皇姑屯事件绝非一时的、个别的行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河本则是急先锋中的马前卒。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第547页。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这完全是一条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
综上所述,我们对皇姑屯事件应有以下一些历史认识。
第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侵略事实不容否定,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当今在日本仍有一小撮极右势力,歪曲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诸如“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七·七事变”是“中国的阴谋”等等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对此我们必须给予严厉驳斥。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来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采取经济渗透、外交逼迫的软方式,另一方面施以阴谋暗杀、武力干涉的硬方式,两者互为呼应,不可分开。
第三,当时日本正处在法西斯化的胎动期,尤其是在军事部门和军队中出现的所谓“昭和新军阀”是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第四,帝国主义者的信条是:能为我所用者,刮尽其肉;不能为我所用者,卸磨杀驴。皇姑屯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第五,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一次重要尝试。从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疯狂;另一方面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毅然“易帜”就是最有力的回击。在这个意义上说,皇姑屯事件的阴谋是失败的。但它却又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教训。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动员,阴谋策划得更加周密,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达到了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正如侵略者坦白的那样,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理性》1956年12月号。。这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1)
第一节东 北 易 帜——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一皇姑屯事件后的东北局势
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东北政局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东北的动乱,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制造了多起爆炸案参见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238~251页。。关东军主力陈兵奉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第276页。;给东北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占京津地区,大兵压境,仍有向东北进攻的趋势。加上滦东地区的直鲁联军欲图不轨,战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当局审时度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