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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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一个晚上,钟尼确信上帝实在明了她。痛楚走遍她的背——唯独瘫痪者才经历到的折磨。健康的人可以搔痒处,按摩一处疼痛的肌肉,或弯曲一只抽筋的脚。但瘫痪者只能躺卧不动,好像不能抵御痛楚的受害者。

    仙蒂是钟尼其中一个挚友,她在钟尼床边拼命寻觅一些鼓励的方式。最后,仙蒂笨拙地冲口说:“钟尼,你不是唯一个受苦的人。耶稣知道你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也是瘫痪的。”

    钟尼对她怒目而视。“什么?你想说什么?”。

    仙蒂继续说:“这是真的。你要记得,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背因被鞭打而导致皮肤绽开,他必定渴望有一种方法可以帮他转换位置,或除去他的重压。但他却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些钉子令他不能活动。”

    这种想法吸引着钟尼。转瞬间,她不再集中思想自己的痛楚。她从来没有想过上帝可能曾感受过此刻正在折磨她身体的刺痛。这个领会使她深得安慰。

    上帝变得与我如此亲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自己因朋友和家人持久的爱而改变了。我终于开始明白:是的,上帝也爱我。

    我们少有人会享受——我却永远倾向这样想--在这着陆点与上帝同在。意外发生前,我的问题常是:”上帝怎样预备这个处境?他会怎样影响我的约会生活?我的事业计划?我所享受的东西?。许多这样的选择现今都不翼而飞了。我只拥有一个无助的身体和上帝。或者这是神秘主义者努力想到达的一个境界;但我却是被迫落在这景况中。

    除了上帝之外,我没有别的联系,而他逐渐成为我的满足。有一位个体性的上帝活在我的生命中——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这种可能的现象令我感动不已。或者他会使我有吸引力和有价值,我知道没有他,我是不能做到的。

    在最先的几个月,甚或几年,我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上帝要教导我什么呢?私底下,我可能希望藉著理解他的用意,学会我的功课,然后他必医治我。

    我相信每个基督徒经历相同的事,都会从约伯记去找寻答案。书中记载一个义人受苦,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但很奇怪,我在全本约伯记中也找不到回答“为什么”有此悲剧的答案。我所找到的,是约伯始终紧紧地抓住上帝,而上帝也赏赐他。

    “那是上帝所要的吗?”我怀疑。我的焦点从要求上帝给我解释转到谦卑倚靠他。好吧,我成了瘫痪者!这件事很可怕,我不喜欢。但上帝仍然可以使用瘫痪的我吗?而我这个瘫痪者,是否可能仍然敬拜上帝和爱他呢?他开始教导我,说我可以做得到。

    或者上帝给我的礼物是倚靠。假若我把上帝挤出去,就永远不会到达一个自足的地步。我每时每刻都觉察上帝的恩典。每天当我睡醒时,平直地仰卧着,等候人来替我穿衣,明显地,我需要帮助;我甚至不能梳头或独自提鼻涕!

    但我却有照顾我的朋友,我有美景可以绘画,我甚至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自己——这是每个残障者的梦想。平安是内在的,而上帝将这平安慷慨地赐给我。

    还有一件事,我现在对未来充满盼望。圣经谈及我们的身体将要在天堂“得荣耀”。我就读中学时,常常觉得这个概念既模糊又陌生。但是,我现今领悟我必得着医治。我没有被骗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我只是正在经历四五十年的延迟,而就算在这段期间,上帝也陪伴着我。

    我现在知道“得荣耀”的意义。当我在地上死去之后,那时我将会用双脚跳跃。

    钟尼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可再度跳跃。但经过了两年的复康治疗,她真的学会纯熟地操作一部摩托轮椅,可以在医院的走廊上奔走。多年后她学会驾驶,现在她拥有属于自己的货车,而这架车有特制的操纵装置。

    由于需求甚大,且有充足的理由。她终于成了一个知名的讲员。钟尼吸引著听众,她的衣看洁净无垢,每络金黄色的头发都整齐地梳好。她讲话时,常常回顾那次意外和漫长的复原。她的发音清晰流畅。听众最欣赏钟尼热爱生命和她的热心。虽然她的四肢保持不动,但她的眼睛和面孔却流露着情感。

    钟尼多年前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她的绘画作品增添了美国西岸的壮观景色。她说:”虽然我不可能再在小河溅水和骑马,但我可以坐在户外,许多气味、谐和、美景充溢着我的感觉。”她运用她那不平凡的口艺重绘那些风景,有时是在一群观众面前即席绘画。

    钟尼演讲时,有时谈及她在马里兰州画室外的大马廊。在农场中,那是钟尼最喜欢的建筑物,因为它藏有她最爱的回忆:鲜味的干革、好动的马儿发出的沙沙声,及她童年时曾探险过的暗角。

    钟尼描述马厩迷人之处、它的美以及她父亲对其制成品引以为傲。然后,她又描述恶梦似的回忆:一群野蛮人放火,全然烧毁了马厩。那次可怕的景象在她的心里留下烙印:她心爱的马儿狂乱的尖叫声、燃烧着的肉味、她的家人和邻舍发狂地奋力救火。

    然而,故事不是在那里结束。她父亲的身体虽因关节炎而弯腰扭曲,却开始再次亲手重建马厩远艰辛的工程。地基没有烧毁,他在其上配署新的大鹅卵石、新的横梁和新的木板。这重造的第二个马厩,甚至比第一个更堂皇。

    钟尼说:“我就好像那个马厩。我以为我的人生已被压碎得无法修补。但是,靠看上帝和朋友的帮助,它被重建了。你现在能否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快乐?因为我已重获我以为永久逃避我的东西,就是得着丰盛的人生。

    两个受苦的人

    钟尼和布雷恩代表了那些痛楚不受控制的不幸者。四肢残废者、癌症受害者、有先天残废儿女的父母——这些人承受著罕见的苦难。很可能对“痛楚的礼物”这等观念退缩。他们必然觉得这句话听来空洞且属虐待人的;痛楚失去其自然循环的特性而变成了怪物。

    一个人因她的受苦而成名,而另一个人却因他的受苦而失去名声。几十年后,这两个人依旧不良于行。然而,布雷恩和钟尼都按他们个别的方式,找到力量继续活下去,甚至成长,而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却是医治创伤心灵这个过程的必需部分。

    布雷恩直接面对起因的问题:上帝要负责吗?他和父母都确信上帝和他们同样厌恶他的情况。他的结论与本书的一些主题背道而驰,因为他拒绝受苦有转化价值这等思想。虽然他承认上帝的旨意是要使用他的痛苦带出善,但他却拒绝这个思想:上帝容许他的余生继续处身这种景况中。他冒险将信仰并几乎是他的神学放在得到医治的希望上。

    即使这个立场达布雷恩一家的朋友都难以持守,却意味着转向上帝。尽管很少人经历过这等程度的折磨,但布雷恩却坚持信靠和相信一位仁爱、可敬的上帝。在天堂,布雷恩必定会好像约伯、哈巴谷或耶利米一样,怀着信心大步前行,因为他看见最恶劣的世界而仍然相信。

    除了那短暂即逝的痛楚外,钟尼大部分痛楚都是心理上的,就是丧失的痛。目前,她的人生已显示出一个得胜和喜乐的恩典旋律。她诚然与上帝较力,但却没有转离他。她显露出一种灵性的深度和成熟,给数以百万的人带来激励。我不是暗示每一个受苦的人,都能有青钟尼的成功故事,他们不可能和她一样,因为钟尼有独特而多样的恩赐和才干。但是,她自由使用这些恩赐和才干,却达成了另一个目的:她使受苦“带有尊荣”。

    钟尼起初收到大量的信件,鼓励她要祈求医治,或严责她缺乏信心。当然,她确曾为得医治而祈祷。在1972年夏天,她与大约十五人一起举行秘密的医治疾病聚会后,坚信在未来的几周内,她的脊髓必会神迹地再生。她甚至致电给友人,警告他们说:“请注意,我会很快站在你的家门外;我将会痊愈。”

    事与愿违。钟尼在她的著作中解释她为什么被迫做出一个困难的结论:她的身体不会得到医治。现在,钟尼称她的意外是一个“荣耀的侵犯者”,又宣称这是发生在她身上最好的事。上帝使用意外去引起她的注意力,又指引她思想他。她说若然没有意外,她的确很可能活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状况:无目的、享受舒适,现今可能有过两次离婚经验。

    这次受伤的事件将一切都改变了。时间足以证明上帝在钟尼身上的恩典,她现今成了强力的标记,足以镇压无聊的信仰争论。得不着医治是不是代表缺乏信心?但钟尼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再者,钟尼成了受苦被“救赎”或转化的最佳模范。当她努力成为极好的作家、演员、歌星和画家后,就决定献身从事她最大的专长——她的残障。今天,钟尼负责经管一个名叫“钟尼和朋友”的事工,主办会议和研讨会,并为有价值的计划提供基金,给予残障人士使用。

    钟尼梦想能唤醒教会去认识残废者的需要。又装备基督徒在社会各处担任医治者的角色。目前只有少数的群众。要听个人见证的人比听协助残废人士研讨会的人为多。但钟尼一步一步地把希望带给残废者,也启迪健全人。

    感谢上帝,我们只有少数人要忍受钟尼或布雷恩的试炼。方式虽各有异,他们二人却活出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真理: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时期的瞎子、两个现代的四肢残废者——一个来自西雅图,另一个来自巴尔的摩——都显明了上帝的作为。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其他见证人

    透过受苦的人,世界才会进步。

    ——托尔斯泰

    瑞士内科医生和法律顾问杜尼耶在《创意受苦》一书中记述他读过一篇令他大吃一惊的文章:《孤儿领导世界》。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本受人重视的医学杂志上,综览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三百个领袖生平。当作者研究这些领袖一些共通点后。竟发现他们都是孤儿出身的——由于父母死亡或分居,不论在实际上或情感上都引致他们童年受到严重的剥削。他的名单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罗伯斯比尔、华盛顿、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皇、梅厄、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卡斯特罗等。

    杜尼耶写道:”我们举办讲座,解释一个孩童在成长期的时候,父母能和谐地一起扮演他们个别的角色,对他何等重要。然而,我们忽然发觉这个重要的特质,却是那些对世界历史最有影响力的人所缺乏的!

    杜尼耶本身是一个孤儿。当他妻子死后,他很快就思索孤儿这个特殊现象,因为年老的他再度感觉自己变成孤儿。以前,他评价人生的每件重大事故——成功的或悲剧的——不是善就是恶。但现在他开始觉察事件无论幸或不幸,两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们始终不会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出反应。按道德感而言,善和恶并不存在于事物内,却常常存在人的里面。

    这种洞悉改变了杜尼耶研究医学的方式,令他发展出全人医治的理论。他说:”极少人是事件发生的主脑人,但是(连同那些辅助我们的人),我们却要对我们的反应负责……受苦本身从来不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时常对抗它。重要的是人面对受苦时如何反应,那才是这个人的真正考验。我们对人生、人生的改变和机会抱著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一个患病或被悲剧所困的人信任我,并对我说:他如何解释那打击着他的悲惨事件?他个人将会有什么反应?一个积极、主动、有创意的反应会发展他的人格,抑是消极反应会妨碍人格的发展呢?…在适当时刻付出适当的援助,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方向。2

    杜尼耶行医时,每天都看见受伤的人,他很快就承认受苦只会使人颓丧,并不会引致个人成长。事实上,这是他的理由放弃传统的诊断及治疗方式,而开始关顾病人的情绪及灵性的需要。他觉得有责任引导病人把受苦看作是一种转化的工具。

    杜尼耶使用胡桃钳作类比。不能预料的灾难会用力打破个人安全感这个硬外壳。当然,压碎的行动会引起痛楚,但它不一定造成破坏。相反地,在正常的环境下,混乱可以带来创意的成长:当旧有的常规和行为方式不再行得通时,病人在毫无保护和易受伤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新出路。

    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牧师或挚友的角色很简单:令被钳制的事件不受破坏,又帮助受苦者看见,就算是最坏的困境,也能开启成长和发展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