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

开一连串的探索，并写成本书。我在寻找一个信息，让我们这群基督徒可以跟那些正受患难的人分享。同时，我亦搜索一个信息，使我面对苦难时，能坚固我的信心。当伤害临到时，上帝在哪里？他是否藉着苦难，尝试告诉我们某些事情呢？

　　　　个人体会

　　　　德国一位著名的牧师及神学家邸立基游历美国之后，被问及他认为美国的基督徒最大的缺欠是什么，他说：“他们对受苦没有全面的见解。”我非常认同他的评语。

　　　　事实上，这个缺欠在非基督徒中间可说是一大瑕疵。我曾问一些大专生为什么抗拒基督教，他们不约而同谈及苦难的问题：”我无法相信一位上帝容让奥斯威辛（编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曾在此建集中营）及柬埔寨的问题发生、虽然许多基督徒为我妹妹祈祷，但她始终死于白血球过多。世界上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晚上仍饿着肚子就寝，你认为基督徒的爱可以解决这些困苦吗？。

　　　　除了痛苦之外，没有其他人类的经历能触动人发出如此急切的反应。从没有人深宵坐在烟雾弥漫的咖啡室，辩论嗅觉或味觉广大无边的含义。嗅觉！这台奇异的感觉为何存在？上帝意欲如何？为何香气的分布如此不同，玫瑰花有过多的香气，而氧气却没有气味？为何人类只拥有犬只感官能力的八分之一，便是以生存？奇怪的是，我从没有听闻人们辩论＇快乐的问题＇；为何我们把快乐看为理所当然，但对痛苦却有激烈的反应呢？

　　　　当我在图书馆搜集有关苦难问题的资料时，发现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在其他方面赞同基督徒的原则和道德伦理，却被这些苦难的问题绊跌，最终把基督教拒诸门外。乔德曾如此写道：究竟是什么理由令我强烈抗拒以宗教的角度看宇宙？……首先，痛苦和不幸的事实便是一大障碍。其他哲学家如罗素及伏尔泰也有乔德的控诉。

　　　　纵然人利用学术尝试解释苦难这紊乱问题，但这个问题仍会突然出现。英国著名作家鲁益师曾在《痛苦的奥秘》一书中，用尽他的聪明智慧剖析苦难这问题，这书可说是本世纪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最清楚明确的讲论。但数年后，鲁益师的妻子因骨癌辞世，他再以笔名写了另一本书，名为《卿卿如晤》。这本书同样谈论苦难问题，但其中的看法却与他先前所写的迥然有别了。从本章开首所节录的一段文字，已显示出鲁益师的信心已粉碎，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甚至到了完全崩溃的地步。他说：你永远无法知道真正要相信的事情究竟有多少，直至这些事情的真伪关系你的生死。

　　　　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立斯与九头蛇（编按：相传割去九头中任何一头，会生出两个头，后为大力神所杀）战斗一样，我们用尽方法在不可知的辩论中辟出一条路径，但苦难的新例子又再盘绕我们。小说家韦利斯曾称苦难问题为“倒转了的问号像鱼钩放在人心”。而基督徒的自辩往往像面有愧色、曳足而行、低头道歉。

　　　　“苦难的问题”可说是一个深奥的谜语，哲学家有时以抽象的推论去解释这个题目，诸如你在理论数学的教科书内找到的一样。然而，我在本书中不会谈论哲学家的看法，对这方面有深究的人已经探讨了这点。相反，我会设法把我的朋友嘉迪雅卧在病杨上的情景放在眼前，从这个角度去思想苦难。大多数人对痛苦产生疑问，并非关乎理智上的学习。这些问题就如嘉迪雅所面对的：失去青春、溃烂了的喉咙，在死亡阴影下的婚姻前景，和对不可知的事情的惊恐。嘉迪雅听到许多基督徒就她的遭遇提出许多互相矛盾的意见。可是，自信心令我们能够相信什么呢？

　　　　为了预备撰写本书，我曾与经历过极大苦难的基督徒倾谈。对他们来说，痛苦几乎定义为生命。痛苦是每天早上迎接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倘若他们不理会它，有幸能入睡的话，它也是他们慢慢地睡着时的最后感觉。我也曾花时间与麻疯病人一起，出乎意料地，他们生理上没有痛楚，却极度希望有痛楚。这些人成为我的引导者，让我进入受苦者的世界，了解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与别不同。

　　　　首先，我会从生物学角度细察痛苦——透过显微镜，你可以这样说——看看痛苦在生命上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会返后一步注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发问上帝正在做什么。苦难是不是上帝一个最大的失误呢？最后，我将讨论当我们遇到苦难时，应有什么反应以及如何影响别人。

　　　　或许下次当我生病，受到流行性感冒攻击，令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抵抗翻腾的作呕时，也许我就痛苦所得的结论，并不能给我一点慰藉。但作为基督徒，尝试彻底明白上帝在这世上的作为，我倒学会了许多功课。而且当我更明白这世上的苦难时，我对上帝的态度很戏剧化地转变了。

　　　　*注：当含钴的治疗有效消除所有癌细胞后，嘉迪雅的问题最后才得到解决，而这病亦不再复发。

第一部分　为何会痛苦这回事？　没有人想要的礼物

　　　　病征和疾病其实是两回事。没有病征之先，疾病早已存在；疾病未形成以先，病征便是治疗疾病的开始。它们不受欢迎的事实，愈发令它们成为非凡的恩典——上帝的礼物。倘若你愿意接受，这个从无意识而来的信息会令人主动自我检视和修缮。

　　　　——派克《心灵地图》

　　　　我正坐在芝加哥一所华丽的管弦乐演奏厅内，听到贝多芬及莫扎特的作品，实在喜不自胜。但当乐队奏起由普罗高菲夫所作、冗长而复杂的协奏曲时，却是另一回事。当旺盛的血液从脑部流到胃部，以帮助消化星期日迟吃的早餐时，我逐渐感到昏昏入睡。

　　　　演奏厅内的温度很暖和，而且不大通风。渐渐地，各种乐器奏出的声音融和在一起，逐渐减弱。我的眼睑下垂。我竭力令自己振作，匆匆地看看四周，看见许多穿着光鲜衣履、参加演奏会的人士已呼呼入睡。我用右手托着腮，手肘撑着木制的扶手。音乐渐渐微弱……。

　　　　砰！我的四肢向四方伸展，四周的人对我怒目而视，伸长脖子望向我这边。我的外衣也掉在地上了。我既吃惊，又感尴尬，匆匆地抬起外衣，坐直在椅子上，再试行投入音乐中。血液立时涌上头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即使我已进入梦乡，我的身体依然忠心地保护着我。虽然我有知觉的脑子已经关上，但我的反射系统并没有关掉。当我的头部向前倾，我内耳的两块小囊就注满液体，并与耳内极敏感的耳毛平列，查出我的平衡出现危险的转变。就在最后关头，当我的头几乎横向扶手时，内耳便发出全面警报信号。我的手臂突然急动，头部立刻仰起来，而整个躯干也有一阵的抽搐。这种抽搐的动作虽然令我感到尴尬，却是我身体的紧急掣，尽力使我免受损伤。当我慢慢地睡着了，这些复杂的机制正在运作。

　　　　人体痛楚机制的运作，正像我在演奏厅内经历到的警觉系统一样。痛楚的知觉大声地警告我们的身体有危险——身体正受伤害！—迫使我们集中注意有问题的部位。

　　　　有时我们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举例说，我往医生处作检查时，他用胶槌子轻敲我的膝盖，我的腿便强烈地弹起。为何会这样呢？医生轻敲一下，我的膝盖便感应到它正在屈曲着：他的槌子敲打著的神经线，正是当我行走时膝盖忽然屈曲而受影响的那条神经线。我的身体赶快做出补偿，以免我绊跌而受到更大的痛楚。这种反应实在太自然，而且快如闪电，以致我的脑袋并没有时间想到我正坐在桌子上，而不是站立着，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跌倒的危险。

　　　　设计师的记号

　　　　虽然这数以万计的警觉装实明显有着保护的价值，但痛楚的网络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身体系统，多半虐待人及令人难受。我从未读过一篇赞颂痛苦的诗篇，未曾见过表扬痛苦的塑像，也未曾听过歌颂痛苦的诗歌。痛苦往往被定义为“讨人厌”。

　　　　基督徒虽然相信一位满有慈爱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却不晓得如何诠释痛苦。倘若基督徒在黑暗、秘密的时刻被困在绝境中，许多人都会认为那种痛苦是上帝的错误。他真的应花些心思，为我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应付危险的情况。我常以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我现在深信痛苦的确不获好评；我们或许要看看诗篇、塑像及诗歌，思想当中如何描述痛苦。为何我的态度改变了？因为当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痛楚的网络时，便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稍后，我便从人体开始谈论痛苦问题。

　　　　为何我需要有痛觉呢？当我受伤时，身体告诉我什么信息呢？我从这方面开始仔细观看，因为许多人寻索“身体受伤时，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忽略从这角度思想。我曾翻阅许多谈论“苦难问题”的哲学书及神学书籍，这些书充其量不过是承认痛苦对于生物学是有些益处的。然而，痛楚网络的价值远胜于此，它蕴含创造力的标记。

　　　　试想一想身体其中一个器官：皮肤；它是坚韧而富弹性的器官，遮盖青整个身体，就如先头部队一样，保护身躯免受外界的伤害。而数以亿万计的痛楚感应散布于皮肤的表层，它们并非随意地分布，而是按照身体各部分的需要精确地遍布全身。事实上，身体似乎并没有任何专门的“痛楚细胞”，因为痛楚的知觉已经与遍布全身的精细感应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同样可以向人传递信息：压力、触摸、寒冷和炽热。

　　　　科学家蒙上研究对象（他们通常都是倒霉的医科学生）的眼睛，然后量度他们皮肤的感应。例如一个蒙上眼睛的人未曾意识到外物接触他的皮肤前，多少压力才适用呢？这尺度称为绝对触觉阈，以克为单位（以每平方毫米的皮肤表层量度）。以下就是研究员的发现：

　　　　舌尖能感应2克的压力手指能感应3克的压力

　　　　手背能感应12克的压力前臂的背面能感应33克的压力

　　　　脚掌能感应250克的压力

　　　　由此可见，单单是皮肤感应压力的幅度，已十分大。我们运用舌头做一些复杂的动作，如发音，或把牙缝间的食物屑挑出来等。我们用手指弹奏给他、夹着水彩笔写字，或抚摩等，这些部位的皮肤要具备仔细调整的感应能力。1

　　　　然而，一些不大关键的部位几乎不需要这种感应能力：倘若我们的脑部经常要接收脚部发出细微压力的报告——跺脚、挤压、支撑体重——我们很快便会感到疲累。因此，只有我们的指头和舌头才能感应极微细的触摸，而身体其他部位则需受到猛击，才能把这异常的情况向脑部汇报。

　　　　这些阈的测量法仅抓到奇异的痛苦网络功能的表面。例如，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对压力的感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我拿着一封重11／4盎司及一封重11／2盎司的信件，立时可分辨那封较重。然而，我若拿著一个重十磅的包里，便很难察觉两封信件重量的分别了。倘若我要察觉两者之差别，它们至少要有三盎司的差别才行。

　　　　有另一项试验测试绝对痛楚阈：科学家用尖锐的针刺在人体的不同部位，看看需要用多少压力，才令受测试者感到痛楚。

　　　　角膜0。2克便产生痛楚感觉前臂2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背1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脚掌2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指尖3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留意以上数字与压力阈的对比。2例如，手指尖显示出惊人的差别：它只能感应3克的压力，但超过3oo克的压力压在手指上，才会使人感到痛楚！为什么有这差别呢？试想想手指的功用：小提琴演奏家必须用手指感应不同压力的范围，才能弹奏出完美的音色和不同的音量；熟练的制饼师只要用手搅拌面粉团，便可察觉到面粉“黏度”或硬度的差异，即使差别只有百分之二；采购布匹的人只要用手摸摸布匹，便能比较不同布料的素质。手指尖能感应到这样细微的差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单靠触摸感应并不足够，手指尖还须具备很强的韧度，才可经受激烈的活动。试摸摸木匠或职业网球员的手，均长有磷片状的胼胝。倘若人每次紧握网球拍，又用槌子用力重击物件，手指尖就感应痛楚，并立即向脑部汇报，那么，人生便会很可悲。故此，身体的构造包括对压力特别敏感的手指尖，但手指尖对痛楚却不大敏感。我们的手及指头像身体其他重要的部位，能够有效地服侍我们*。

　　　　可是，眼角膜有其不同的存在意义。由于它的透明度一必须透明才能让光线透过——只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