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
理一个所爱者的死亡。这些阶段——否认、忿怒、讨价还价、忧郁和接纳——不是时常按照这个次序发生，也不是人人都需经历全部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却证明了一个人度过剧痛经历所需的时间……
我不是天生就可以与人分享感觉。因此，我时常难以向人——甚至向与我最接近的人——解释我复杂的感觉，和我对这个经历最心底的回应。但是，我需要良好的聆听者——愿意花上一至二小时时间，只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我很幸运，有忠实的朋友，有一个专业辅导员的邻舍和愿意随时帮助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人聆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作何事。3
费歇尔跟着说，给她最少帮助的人，是那些向她提供答案的人。有一个女士提出意见，认为费歇尔喜欢吃汉堡包和巧克力碎片冰淇淋，故饮食是她患病的原因。其他人力劝她少依赖医疗的方法，而多靠医治疾病的祈祷。
我不能太有力地强调公式化的答案是何等有害。使徒保罗劝告人：“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罗十二15），这些智慧之言特别要应用在危机的时期。箴言书更坦白地指出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就像冷天脱衣服，又像碱上倒酸。（箴二十20）
正当我致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另一个城的朋友打来的，医生刚诊断他患了艾滋病。他为过去在性行为上犯了罪而在内疚感中打滚，觉得懊悔、可耻、自恨和被上帝厌弃。他失去所有生存的意志，极度需要援助。
有些人看艾滋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是一个特别的、对准目标的审判信息。我却不是这样看。
反之，我把它看作普遍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原则；正如滥用烟酒会使身体掉进某种危险中，同样，性滥交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就算他犯错，而疾病是一种直接的惩罚，我作为他的基督徒朋友，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要给予思典，向他证明耶稣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在性方面犯罪的人，使他确信上帝的爱和赦免。换言之，我的任务是把他专注回顾以往的焦点转移到前瞻。连他的内疚感也是一个信号，他可以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缅怀他的罪；或是，他可以将那种内疚感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曾应许要挪开人所认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分享内疚感的意义不是审判，而是饶恕。分享受苦的意义是复原，并与受苦者联合。
上帝的问号
有时，我们对受苦者只能提供一个意义，就是确定受苦虽然对他们并无明显的意义，但对我们却是有意义的。
卢云的小书有一个奇特的名称——《负伤的治疗者》，当中记载孤单、被弃者的质问。人能为他们的痛楚提供什么可能的意义吗？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年轻传道人面对著一个年老、正要接受手术的男人，没有提供意义，唯独说出他爱心的关注。卢云说：“如果没有人等候他，那人不会想继续生存。每一个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旅程后，都渴望有人在车站或飞机场等候他。人人都想与留在家中、等待他回来的人诉说他的故事和分享他的痛苦与兴奋时刻。”4
我妻子在芝加哥城服侍一些最贫穷的人，并领导推行拉萨尔礼拜堂所定的一项计划，特意找出孤独、被弃、无人照顾的老人。我多次看见她把自己投进一个老市民的生命中，尝试说服他／她相信他们的生或死是重要的。她用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受苦“增添光彩”。
珍尼特辅导一个九十岁老人克洛特先生，他二十年之久拒绝接受白内障手术。他七十岁时，已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但无论如何，如果上帝今他到达如此地步，必是希望他眼瞎。他说，这或许是上帝惩罚他年轻时看女孩子的原因。
我妻子花了两年时间诱哄、争论、持续、爱，才说服克洛特先生接受白内障手术。最后，克洛特先生同意接受手术，只为了一个原因：珍尼特感动他，说他重获视力对她——珍尼特——很重要。克洛特先生已经放弃对人生的盼望，人生对他并没有意义，但珍尼特却转送了一个意义给他。连九十二岁高龄的克洛特先生也不再放弃，所以，这样做对某些人有着不同意义。最后，这个老人同意接受手术。
珍尼特实实在在分担了克洛特先生的苦难。她藉著经常的采访，说服他相信有人关心他，而他活着或死去，有视力与否都是重要的。这个分享受苦的原则，就是卢云的《负优的治疗者》一书的论题，或者也是我们能够解释受苦意义的唯一确实贡献。我们这样做，乃是遵照上帝作事的样式，因为他也肩负痛苦。上帝与我们连结，一生活在苦难与贫穷中，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明白的。受苦永不可能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曾亲自分担之。
有时，我们纵然尽力尊重别人的痛苦，也会遇见好像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我此刻特别想到一个患了早老性痴呆病的人，他的女儿试着服侍他的所需，但每一天她却因见到父亲凄惨的外形而心碎。或者。我想到一个严重智障儿，智商只有30－40的程度，可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活过很长的寿数。他不能说话、不能思考，却要花掉他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专门照顾他。
对这样的一个衰老成人和这样的一个小孩，意义何在？我从东德基督徒极富怜悯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得到莫大的启示。这些人所成长的社会，比西方人更熟悉受苦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伸手援助现代社会里面，那些最不“贵重”或“最无用”的成员。
特罗基舒医生是负责医治严重智障的小儿科医生，他问：“他们人生的要义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可以医治外在的毛病，但在这个受损的脑袋里，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基舒医生多年来未能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无论他怎样执行医疗的职责，却没有答案。后来，他教授一个初阶课程，特为训练医疗中心的新助手。经过一年的训练期，课程快将结束时，他请那些年轻助手填写一份问卷。当中有一条问题是：“自从你全身投入服侍残废人的工作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以下是他们的答案其中一些范例：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是以前从不会想过自己能做到的。
——我在这里工作期间，赢得萨拜因的感情。我有机会亲身与一个残废人相处，完全不再觉得她是残废的。
——我现在对人类受苦一事更敏感，这工作引起我助人的意愿。
——这工作使我问：什么事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我现在觉得有人需要我。
——我学会了忍耐，并欣赏最细微的进步征兆。
——我观察残废人时，发现了自己。
——我变得更有忍耐。我自身的小问题好像不再那么重要，而我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不足。最重要，我学会欣赏人生中短暂的乐趣；我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证明爱可以比恨或暴力成就更多的事。
当特罗基舒医生读完上述以及其他的回应后，他突然领悟了他问题的答案。那些受苦孩童的意义可以在他人——他的助手——身上作工，他们正学习的功课，不是复杂的教育制度所能教导他们的。他想到他多年诊治、却少见进展的两个病人。”丹尼尔和莫尼加是否只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深入而显著的问题是上帝可能给我的问题吗？这两个严重智障的孩童是否就是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5
*情绪的痛楚如严重忧郁症，所陈述的苦难范围会很大，但我不能在本书开始提及它，因为它是专注生理上的痛楚。我推荐JohnHTimmermanASeasonofsuffering（MultnomahPress．1987）记载一个家庭与忧郁症搏斗的感人故事。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盼 望
被蹂躏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继续盼望。他们经过无数次失望后，必须寻找盼望的新缘由。
——索尔仁尼琴
今天的制药是要受到“双盲”法测试，意即用药的医生本身不知道哪一种是真药，和哪一种是不会产生化学作用“受制”的药。他们必须这样测试，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希望的力量。没有双盲测试之前，所有新药几乎显出惊人的效果，不论它们的化学成份如何。困惑的研究员终于发现医生的态度是新药成功的主要因素：医生的微笑、声音和态度会不知不觉地传递信心和希望，说服病人病情有好转的可能性。
无数的研究都证实盼望的医治力量，以及没有盼望的危险。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发现，如果做心脏手术的病人表露忧郁的症状，他们很有可能在手术后死亡。另一个著名的研究名叫“心碎”，是综览四仟五百个鳏夫丧妻后六个月的死亡率。这些鳏夫大多数都患了忧郁症，他们的死亡率比同年龄的人的死亡率高出百分之四十。
战俘记录指出，有些战俘除了因失去希望而死亡外，并无别的明显死亡原因。试看看被越共监禁五年半之久的陆军医疗军官库什纳上校的经历。
库什纳认识了一个强壮的年轻海军战俘，他已捱过了两年集中营的囚牢生活。这个海军是一个模范战俘，他令自己保持良好的体魄，又带领集中营的思想改革小组，主要是因为集中营的总司令曾许诺释放那些愿意合作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海军渐渐看到俘掳他的人只是欺骗他。当他完全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后，他变了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拒绝工作，不要别人给他食物和鼓励。他只躺在折床上吮拇指，不到几个星期就死了。
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塞利格曼博士叙述这个年轻的海军时说，用严谨的医学解释他的丧志是不恰当的。塞利格曼说：“得释放的希望支持着他。当他放弃了希望，并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失败，只会继续失败时，他就死了。”
正如知名的生理学家乔尔夫说：”希望、信仰，和一个人生目的，是有治疗性的。这句话不仅是信仰，却是经过细心控制的科学实验证明出来的结论。
难懂的礼物
病人在提供长期照顾的机构里，容易被分为两类：有希望者——竭力击退困苦而回复正常生活，和失败主义者。有一次，牧师兼作家的拉森采访门宁格诊所，询问工作人员治疗心理受干扰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全体一致选出希望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他们却承认真不知道当如何将希望“给予”病人。希望是一种精神特质，因此也是一件难懂的礼物。然而，他们能够立刻讲出病人经过治疗而脱险时，第一次相信未来不必像现在这样痛苦。
正如门宁格诊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样具勇气的希望不能被训练出来的，但有时却可以领悟它。我们可以找寻方法唤醒受苦者的勇气。
国际特赦组织是传递希望的一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政治犯，他在绝望的边缘收到像小书本形状的一支纸棒火柴，上面写着“勇气！”。那种分享人性的轻微举动恢复了他的希望，足以使他继续生存下去。当这个人最后得到自由时，他致力成立这个组织，是基于人能想象到的简单原则。身处自由国家的人写信给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捕和受虐待的囚犯。对数千个囚犯来说，仅仅知道别人关心他们——就算是一个匿名的写信人——就足以燃点他们希望的火焰。
有时，希望似乎是不合理性和毫无目的。这种情况似乎更适用于集中营的囚犯。然而，正如本书开头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一样，人找不到合理的希望，仍需找一个希望源头；它好像面包维持人的生命。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希望是一个选择，是喂养他求生意志的生存机制。后来，他编辑了不同的故事，写成《古格拉群岛》一书，带给他的监狱同伴尊重和希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释放的希望的感觉，并不是“不在家，却是采访”，成了他一生的一个比喻，助他确信来生必定超越今生。
神学家莫特曼在他的《经历神》一书告诉我们，希望如何使他在集中营继续生存下去。他以一个德国战俘身分被捕，在比利时、苏格兰和英国的监狱调来调去。除了监狱生活常见的艰苦外——没有暖气、少食物、经常生病——他因目睹祖国陷入败亡，并知道许多人奉德国之名做出恶毒残暴行为，故要处理自身的失望。“我看见别人内心如何崩溃，如何放弃所有希望，并因缺乏希望而生病，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