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

　　　　“一个是不愿主动开口，一个是装傻充愣，我说你们俩呀”赵卫红说道。
　　　　十一前，王大力从厂里开了结婚证明，回到北京，直接到门头沟赵卫红所在的中学，找到她一起到公社结婚登记处，领了结婚证。王大力拿着巴掌大的红色结婚证，心里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找个北京的老婆，以后就能在北京安家，不管以后自己能还是不能调回北京，有了孩子，孩子户口随母亲，孩子的户口也就是北京户口了，自己的后代便不会在山西小县城里受苦，自己的生活有了目标，有了希望。
　　　　王大力带着赵卫红到自己家见了见母亲河姐姐弟妹们。赵卫红问：“你父亲呢？”
　　　　“父亲去世两年了。”王大力说。母亲河姐弟们对王大力找了个北京媳妇很满意，赞不绝口，赵卫红又领王大力去见了见赵卫红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和兄弟姐妹虽然对赵卫红找个山西工厂的工人颇有微词，但直到赵卫红在山西还有一女，知道她的苦衷，便对她寻个山西的夫君，也都理解，客客气气地招待了王大力。
　　　　十月二号，王大力在自己家中摆了两桌，请了几个亲戚，王大力自己的母亲，姐姐弟妹，赵卫红的父母兄弟姐妹吃喝一顿，简简单单，便算举行了婚礼。十月五号一上班，赵卫红带两斤水果奶油糖，两条香烟，给同学校的教师们送点糖，送两包烟。学校老师给送个被面，枕套之类的，便算昭示大家结婚了。学校还算不错，分给学校内一间空房，让赵卫红住，赵卫红和王大力买了几件家具，做了两套被褥，便把家安在那里。
　　　　日月穿梭，王大力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做了半个月新郎官，探亲假已到期，便回山西。时间流过，转眼又是春节临近，王大力在信中说：探亲假是十二天，这年春节如果回北京，夏天就没假了，问怎么决定，是回北京还是不回？
　　　　赵卫红来信说：与其你回北京，倒不如我放寒假到钢铁厂，在你那过春节，倒也别有风味。王大力见她愿来山西，心里也是高兴。再说赵卫红，自和王大力领了结婚证后，对这个原来曾在一个村一个砖窑干过活的人，便重又有了新的认识。
　　　　原以为王大力是个寡言淡语之人，但和他聊多了，也觉他又风趣之语，且待人憨厚老实，不说谎不骗人的，对赵卫红的过去不问不询，虽钱上不阔绰，但花起钱也不小气。而且一月开支下来，除留下自己生活费外，每月还给自己寄上二十块，也让赵卫红感动不已。
　　　　赵卫红想，撞婚，撞上个还不算太赖的，说明自己的命并不太坏，嫁人了，就要想着和人家过一辈子，虽然新社会不讲究男尊女卑，可是他是自己男人，自己是他老婆，自己也不是未嫁女，也不是嫁不出的剩货，自己要真心待他，一心一意地过好日子。
　　　　春节临近，学校放寒假第二天，赵卫红便买了到忻县的火车票，在北京买了些香肠，点心，烟酒之类的。登上火车，便到了忻县。王大力信上指导赵卫红几时到，便早早到火车站接，接上了，带回钢铁厂宿舍。同屋的鲜可欣赵亮见王大力爱人来探亲，便自觉到旁的屋去挤铺，门一关，王大力宿舍变成了他们小两口暂时的家。
　　　　赵卫红是北京来的，喜欢吃什么呢，食堂打的饭已显平常，王大力便从自由市场买几只鸽子，几只野兔，在院里的灶火上炖了吃。好在一只鸽子只要三毛钱，一只野兔也只一块五毛，用不了几个钱。
　　　　赵卫红吃的津津有味，王大力也大解馋瘾，很快二十天过去，学校又要开学，王大力便依依不舍地要送赵卫红北京。“我回北京，不在你身边，你可不能和徐风霞接触的太勤了。”赵卫红对王大力说。
　　　　“你在北京也不要和年轻男教师过多接触。”王大力也说。
　　　　“我看你和徐风霞，你夸她，她夸你的，好似情意绵绵。”赵卫红又说。
　　　　“你胡说什么，我要是和她情意绵绵，和你结婚干什么，你不让我和她多接触，干脆我以后再不和她节春，再不去她那便罢了。”
　　　　“你也不能不去她那，你不去看她，也要梦琼。”赵卫红说。
　　　　“梦琼，到底是不是你女儿？”王大力认真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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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卫红见王大力自结婚后一直没提的事，终于提了出来，便忙过来，搂住王大力吻了一下说：“大力啊，你爱不爱我？”
　　　　“爱啊，不爱和你结什么婚？”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结婚，难道我在北京真找不下个男的？不是，我是为梦琼，梦琼就是我女儿，我为了她才和你结婚的，我是舍身取义啊。”赵卫红慢慢地道出了她对梦琼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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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八章　老约翰
　　　　王大力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赵卫红和自己结婚时是有目的的，但当她亲口对自己说出，心里仍有一种不“你不高兴了吗？如果你嫌我早有孩子，你和我结婚后悔了，咱们可以离。”
　　　　赵卫红回北京后，不久来了封信，说自己怀孕了。王大力接到信反复把信看了好几遍，高兴的不知怎么好。心想自己马上就有第二代了，自己虽然还在山西，但老婆和就要有的孩子都是北京人，家也在北京，自己仍能算半个北京人，比其他两口子和孩子呆在山西的知青好歹都强一点。
　　　　他写信嘱咐赵卫红在怀孕期间吃点好的，不要干重活，尽量能让胎儿在肚子里顺利成长，他高兴的连干活都倍觉有力。正在王大力掐指算着孩子已经几个月时，赵卫红又来了一封信，王大力以为又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可是打开一看，信里却写道：孩子流产了
　　　　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王大力一下坐到床上，冷静了片刻又重新拿起信，才看仔细。原来赵卫红工农兵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到这所学校教的也是俄语，这个学校只有初中，三个年级一共18个班，一年级只有两个班学俄语，三个年级才六个班，学校里原来就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俄语教师，去年一改革，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学俄语，其它班都学英语了，三个年级，才三个俄语班，原来只准备留一个俄语教师，赵卫红她们三个教俄语的据理力争，最后好歹留下两个俄语教师教课，剩下的一个转行。赵卫红年级最轻，来校时间最短，便把她转行了，转到教务处，教务处原有一个老师负责教务工作，编编课表，印印考试卷子，给学生登登分奖状和书什么的。
　　　　赵卫红去教务处，工作便是两人干了，那个老师是个五十多岁老太太，马上就要退休了，满头白发，又瘦胳膊细腿的，搬纸印卷子的活自然都是赵卫红干。赵卫红认为自己年轻力壮，一搬纸，搬书，搬考卷，一摞一搬也一尺多高，原先并不当回事，可一干起活也就忘了，总觉得一次能搬完的活为什么跑两趟呢。
　　　　所以心里想着怀孕了注意点，可搬书和搬纸张照样一摞一摞的搬。一天，同办公室的老师问：“卫红，你怀孕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五个月怎么没显形啊？”老教师的话让赵卫红心里打了鼓，忙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后说：“你怎么搞的，胎儿死肚里了，你怎么不早检查保胎啊，你是不是干重体力活了”赵卫红无言以对，回家哭了一夜。
　　　　怎么办呢？他知道王大力喜欢孩子，她也希望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生下，梦琼就是这个孩子的姐姐，可是由于自己托大，孩子没了，沮丧之余，她只得把消息写信告诉王大力。
　　　　王大力写信想回京看看流产的赵卫红，可赵卫红说：“留着探亲假，放暑假时再回来吧，那是学校放假，学校没什么人，她们住在学校才能安安静静过日子。”王大力接到信，一想也对，再过一个多月学校就放假了，到那时回京。于是便没立即回京。
　　　　再说赵卫红，胎儿死肚里了，总不能让胎儿老在肚里呆着，要做人工流产，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手术，没想做这个小手术，简直比村里自己生梦琼时都疼，好不容易把手术做完，大汗淋漓，好像虚脱一样，做流产手术是一个同事陪着去的，同事签完字后，认为手术不大，提前走了。
　　　　做完手术后，赵卫红只得一个人走出医院。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赵卫红有些眼晕，脚像踩棉花一样，一脚深一脚浅的，辛辛苦苦走到汽车站，等了会儿汽车来了，赵卫红刚要上车，抢着上车的人群一挤，把她生生地又挤了下来，愣生生坐在地上。
　　　　车开走了，赵卫红正要挣扎着站起，突然一只毛绒绒的手把她扶了起来，一句生疏的中国话问：“小姐，要我帮忙么？”
　　　　赵卫红抬头一看，是个外国人，个子不太高，五十岁上下，有些秃顶，金发碧眼。“没什么事，我刚做完手术，身体太虚了。”说着赵卫红在这个外国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小姐，我看你脸色很不好看，你去哪，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赵卫红推脱。
　　　　“我送送你吧！”说话间那个老外拦住一辆出租车，让赵卫红坐进，自己也坐进，和司机说了一声，便把赵卫红送到她父母家。
　　　　那个老外走后，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卫红，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个老外送你回来？”
　　　　“我做流产去了，半路挤公共汽车没挤上，让人家把我挤得坐地上了。这老外看见，打出租车，给我送回来了。”
　　　　“你没问这老外是哪国人，有老婆没有？”赵卫芳兴趣大涨。
　　　　“没问，问人家这些干什么，又不是和人家搞对象？”赵卫红不解地看着姐姐。
　　　　“你傻啊，现在北京姑娘都想出国，千方百计想结识老外，你这么机缘巧合，还不趁机缠上他，也顺溜着出国，比你当个门头沟的中学教务处老师强。”
　　　　“可是我有爱人，也有孩子。”
　　　　“你不会说你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


　　　　“撒谎，人家一查不就查出来了。何况我才二十多岁，他个大老头子我不愿意嫁他。”
　　　　“你还不愿意嫁他，他还不知道娶不娶你呢，外国人对你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不太重视。”
　　　　“你想嫁外国人你嫁啊？”赵卫红见姐姐老师谈这个外国人，不禁反驳道。
　　　　“他要看上我，我当然嫁了，别看我有两个孩子，我照样能装出小姑娘样儿。”赵卫芳说。
　　　　第二天一早，那个外国人又敲响了赵卫红的家门。赵卫红开门一看，又是那个外国人，手里还拿着一把花。“你又来了？”赵卫红有些不好意思问。
　　　　“来看你啊，看你身体好了点没有？”那外国人边说便把鲜花递给赵卫红。
　　　　“请人家进屋啊！”站在赵卫红身后的赵卫芳忙说。
　　　　“请进！”赵卫红只得把那外国人让进屋。
　　　　那外国人进屋后，打量了一下屋里说：“你们中国人住的也不错吗，比我想象的要好。”
　　　　“你会说中国话？”赵卫红问。
　　　　“我在码头工作，经常和中国的海员打交道，又来中国两三趟，每趟都呆两三个月，所以我的中国话还会说一些。”
　　　　“你是哪国人？”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道。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澳大利亚人，叫强儿，五十二岁，单身，码头工程师，身体健康无子女”他用不太连贯的着。
　　　　“叫强儿，是墙斗草的墙儿还是坚强的强？”赵卫红问。
　　　　“你胡说什么啊，强儿，就叫约翰，他叫约翰”姐姐赵卫芳忙替那外国人解释。
　　　　“外国人怎么净是叫约翰的？”赵卫红又问。
　　　　“约翰，在英语国家里是一个很普通，很常用的名字，像中国农村小孩常用的铁柱啊，大山啊，狗蛋啊那样的名字一样普遍，叫的人特别多。”赵卫芳故意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可是当她说约翰这名字和中国小孩名字狗蛋一样多时，赵卫红看到那外国人似乎听懂了，皱了皱眉。
　　　　“你这花事给她的，还是给我的？”赵卫芳指指放到桌上火红的玫瑰花问。
　　　　“给她的。”那外国人指指赵卫红。
　　　　“难道不能给我么？”赵卫芳又问。
　　　　“闹闹。”那外国人摇摇头。
　　　　赵卫红每天和这外国老头出没在赵卫红父亲所工作的大学校园里，已成为学校里的一景。学校也有外国人，但那都是来大学做学术访问的，三三两两的来，又三三两两的走。校园里，操场边，大路上，树荫下，也有外国人驻足，但一看都是留学生火外教人员，像赵卫红和这个半秃头外国老头，亲亲秘密，树下花荫，踱步聊天，偶尔那老外的胳膊还缠着赵卫红的腰，外人乍看在大学校园里还是头一份。
　　　　赵卫红头几天那外国老头找她时，她不愿在家多呆，烦那个崇洋媚外的姐姐无休止的话唠，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