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

　　在施塔德尔海姆，首批６名受害者被领至院内，每人由两名警察押送，“元首和帝国总理判处你们死刑”一个党卫军首领喊道，“现在开始执行。”
　　当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首领奥古斯特·施奈德胡伯醒悟到监斩官原来是狄迪里希时，他冲口喊道：“塞普，我的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完全是无辜的呀！”
　　狄迪里希板着脸孔，唰地立正说道：“元首判处你死刑！希特勒万岁！”
　　第一个人被解至行刑队前。他拒绝将眼睛蒙上。枪声在院内回响。此后两人均对蒙上眼睛表示蔑视。狄迪里希监斩了几人。当轮到施奈德胡伯时，他只好走开。“我已受够了！”
　　当希特勒的座车开往机场时，天已黑了。“我已赦免了罗姆”他对前来送行的冯·埃普将军保证，“念在他做出的服务份上。”
　　希特勒坐在“容克５２”的前部。波尔驾着飞机朝柏林飞去。一路上，希特勒闷头坐着，一声不吭。
　　对一般的柏林人来说，从表面上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表明，国家正处在动荡中。不错，城内流言四起；沙洛登伯格·绍塞大街由于布上了警察局的路障和来来往往的军车，也出现过交通堵塞现象。人们也知道房子里在抓人，但暴行却是在暗中进行的。很少人知道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夫人已被杀害。也很少人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在午餐桌旁被抓，并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中的第１６号牢房。在那里，躲在暗中的杀手们从窗外朝里边射击，斯特拉赛尔则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来回躲避，终于被击中受伤。一个杀手走进牢房结果了他。这样，戈培尔和戈林的敌人便被消灭了，而他们临死时还对元首忠心耿耿。
　　在柏林，这次清洗的总头目是戈林。当天下午，戈林在宣传部向外国记者作了简单的情况介绍。“戈林穿着整齐的制服前来”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写道：“他不是走上台的，而是缓慢地碎步上台的。开始讲话前，为加深印象，他故意作了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身躯稍往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双眼在转动，似乎害怕自己披露的情况。”
　　当他提到施莱彻尔与罗姆——斯特拉赛尔的阴谋有关时，有人问，前总理现在的情况如何？“他太傻了，竟敢反抗”戈林说话时，脸上泛起一种被一位记录者称之为狼的微笑，“他已经死了。”
　　当日晚些时候，德国国家新闻局发表了一封元首发给维克多·卢泽的电报，一方面为这次清洗开脱，另一方面则指派卢泽接替罗姆的职务。电报为冲锋队的新司令及其手下各级领导列举了十多条“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求冲锋队司令盲从和绝对遵守纪律。对每个冲锋队员也必须如此要求。”
　　他也对“乘坐高级轿车或篷式汽车作官方旅行”的行为、大吃大喝、酗酒和公开闹事进行严厉的谴责。“本人有个特殊希望，希望每位母亲都能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冲锋队，交给党或交给‘希特勒青年团’而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会道德败坏。”
　　因此，冲锋队领导人若行为不轨，他们将被逐出冲锋队，并开除党籍。“我要求我的冲锋队领导人作人，而不是作荒唐可笑的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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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此时此刻的这些话，遭到了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的讪笑。但一般的德国人却津津乐道，为元首也与他们一样厌恶冲锋队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松了一口气。
　　他更进一步号召，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必须对国防军忠诚老实，毫无二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领袖、朋友和同志。”
　　末了，在颂扬了冲锋队的老战士一番后——“那些曾征服德国的人们，不是迟迟在１９３３年或尔后的年月才加入的聪明分子”——他首次提到了他私人的卫队：“我希望，每个党卫军战士身心都要受到教育，成为受过高度训练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
　　至傍晚，被杀害的人数已达到吓人的程度。施莱彻尔的朋友冯·勃多夫将军被射杀在他家的前门。勃列斯劳的代警察局长被人用短枪打得血肉横飞；一个党卫军骑兵军官在吸烟室内被暗杀。巴本新近有争议的演讲之讲稿提笔人僵卧在盖世太保监狱的地牢里——该监狱位于阿尔布列希特王子大街。在党卫军的监督下，里希特弗尔德兵营也在处决犯人。在这里被处决的有交通部长、“天主教行动”组织的主席，以及正在度蜜月却被揪了回来的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冲锋队处在混乱中。有些单位已作了警戒，发了手枪，还受命去找卖国贼——结果却遭到党卫军的包围，受到拘押。其他人则在街头遭到希姆莱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当场枪杀。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该捕，或该杀，但因有党卫军中友人为之说情而获得了饶恕。对数以万计觉得自己已为党牺牲了一切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也是丢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１０时，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戈林、希姆莱、弗立普，数名盖世太保官员，以及一名警察。第一个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着一件褐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外穿皮茄克，脚上穿一双军靴。“他没戴帽子，脸色白，没刮脸，有点发黄，又有点发肿”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回忆说。与众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莱拉到一边，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希姆莱交给他一份名单。当元首的指头缓缓往下移动时，希姆莱和戈林两人在窃窃私语。３人前往上车时（后边远远地跟着一名警卫）希特勒透露出，罗姆本人不会被处决。他说，他曾向冯·埃普将军作过保证。戈林和希姆莱感到难办。如果叛乱头子得到宽恕，那末，一天来的屠杀便被人耻笑了。车子上路了，３人还争执不下。
　　（４）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傢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７月１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３名党卫军带至新楼４７４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浑身大汗淋漓，没精打彩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
　　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１５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作好准备！”
　　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
　　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
　　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
　　埃克说。此时是下午６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灭亡。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
　　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作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之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
　　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的但又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７月２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
　　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此是凌晨４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１００人，或２００——准确的数字永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凯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
　　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气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５）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是*？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品言”的三巨头（有人译为“三驾马车”——译注）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的冲锋队首领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斯特拉塞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个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７月３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