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6-醉眼看金庸

　　　　
　　　　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　　　　
　　　　“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　　　　
　　　　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无知者无畏》，第93页）。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57节　无知无畏的王朔（2）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王朔自选集》，第518…519页。）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因为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所未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阴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印鹆称ど锨鞍讶思业髻┘妇洌思衣砩暇秃湍阆嗉尥砹耍礁鋈斯疑狭耍换蛘撸切┡⒆佣浴拔摇币蔡鞫敢庹腋觥傲髅ァ弊雠笥蚜耍徽摇傲髅ァ本图薏怀鋈チ恕！　　　?br /> 　　　　更为稀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她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　　　　
　　　　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无知者无畏》第168…169页。）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　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