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6-醉眼看金庸

存，第二，金钱与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道德”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人情”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道德”与“人情”的矛盾。他既称韦小宝为“这小家伙”，口气自然是异常爱护：“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道德教化之心，对于人性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道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强调：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诲淫诲盗”？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正”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算不了什么”，却也在试图使“金氏武侠”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历史”和“学识”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天龙八部》中倪匡代写的文字外，在情节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一种是对于过于离奇的情节的删减，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传》中的“捕捉血鸟”、“蛙蛤大战”。另外一种是对于故事发展因果和人物行为的再解释和再叙述。如《书剑恩仇录》铁胆庄周仲英杀子一事，由原来的小儿周英杰受千里镜诱惑告密，周仲英为义亲手杀子，改为周英杰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误杀亲子。旧版中这个情节，与梅里美的小说中某情节很相似，金庸或许是因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这样一改，固然消减了原来的残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这个情节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显得颇为多余。又如《射雕英雄传》中，杨过的母亲本为捕蛇少女秦南琴，为杨康强暴生子，而杨康所爱的穆念慈则在杨康死时自杀殉情。新版则改去殉情一节，将她们二人合而为一，使情节更为紧凑，但也有人认为，却使这段情孽失去了旧版的哀婉动人的色彩。　　　　
　　　　旧版新版优劣之争，历来是永恒话题，争论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话来调和。而论实际喜爱，则大半与感情有关，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为主。金庸在报纸上连载时的老读者，便大多钟情旧版，认为旧版率性而来，生动自然；而读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则多钟情修订版本，觉得新版用心良苦，严谨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齐，金庸将他十四部长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联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包含他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依次为《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再加他惟一的一个武侠短篇《越女剑》，共十五种三十六册。此时，金庸五十八岁。　　　　
　　　　有趣的一点是，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角，为生于海宁世家的书生侠客陈家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主角，则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侠”韦小宝。尽管两人个性、品格、成败都完全形成鲜明对比，却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爱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侠生涯，从写“书生救世”到写“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终于斯。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他要重拾侠笔的传闻，以及他也曾说过，有写一本历史小说的打算，但是，最终都再也未成事实。　　　　
　　　　随着《明报》事业蒸蒸日上，武侠小说风行于世，中年以后，金庸成了社会文化名流，于新闻界与文艺界皆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陆和台湾都想结交的文化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数次受邀访问台湾与大陆，与政要进行会谈，并渐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　　　　
　　　　　1973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与蒋经国、严家淦进行会淡。当时他声称自己是以《明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非《明报》社长和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会谈中涉及问题，皆是关系到海峡两岸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回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他的名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旅行散记，记录了他在台湾的见闻，也阐发了他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文革”结束，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报》密切关注大陆的改革政策，大量报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　　　　
　　　　在人民大会堂，金庸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淡。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与明察，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会见过邓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唏嘘。而后，金庸游览各地风光，饱赏了许多他曾在笔下描写过，却长期无缘得见的奇丽景色。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7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7）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报答香港人”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担，金庸开始圆他多年的学者之梦。1992年，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并荣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荣誉加身，但是金庸对于自己年龄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学术领域真的开疆拓土的事实，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后，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到“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时，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过，虽然他选择了逍遥退隐，但仍然没有不闻外事，对香港的政治十分关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获得最后通过。这次访问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违反中英之前的协议，引起了国际上的争端。金庸向彭定康劝说无效，便再次援笔撰写政论，对彭定康方案中违背实际情况的一意孤行进行了批驳。不过，金庸此时也已没有当年笔战群雄的精力和热情了，写了两篇社评表达清楚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