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

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的地方大获全胜地干一番，跻身于世界；其二，是根杆在本国的土地上，步步荣升，及至目睹墙外的世界，自己的地位也已立于世界的一隅。尽管这两种方式极不相同，但它们所必须付出的操劳、智慧、勇气、胆量却几乎是相同的，它们最后到达的高度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海外华人倾心奋斗，为的是争得一席之地，国人则是为了争得看世界的机会。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魅力是由健康心境、内在的胆识和自信、沉稳的自制力、好的思维、一定的知识和口才、适当的外部修饰诸因素构成的综合性吸引力。它常常表现为开朗幽默、温文尔雅、对环境的通融忍让。魅力只能经由一段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由于终于有了相当的工作背景，一部分二十三岁的人便开始有了最初的魅力。可以说，这种萌芽的魅力将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光彩。　　　　
　　　　魅力的释放一般是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一个人衣冠楚楚故然可爱，但假如他的谈吐举止总是不得体，那么他的灵魂就依旧如同裸体行走在街市上，使人忍俊不禁。魅力，在文明社会中是最美的服饰，赫拉克利特说：“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因为，最美的猴子依然不会有一件像样式的文明外衣。　　　　
　　　　魅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它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一种失败。即使十点钟要上绞刑架，八点钟却依然安详地下棋。迎面泼来一盆水，弄湿了衣服，不过是耸耸肩，坦然地走向洗手间。简居的房间，高朋满堂，尽管是陋室，但它却“惟吾德馨”，而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魅力可以不眨眼地对待这一切，因而使旁观者涌起千般敬意。魅力指点出了人们的真实身份，并把殉道者、罹难者、落魄者，与那些羞耻的失败区别开。如果把“平凡”视作生活的一种失败，那么面对这种失败，魅力便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自育为饱有魅力的人，我们可以抵消这种失败的色彩，我们可以坦然地拿起钳器，走向充满油污的车间，我们照料排泄系统出现了故障的病人，或者身处严寒的草屋，拥衾执笔，写下一般化的诗篇。谁都会相信我们将来会变好，因为世界上没有哪能种持久的魅力会永远滞留在简单而粗糙的生活中。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这种风范，向自己反复重申要作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胜利面前不失态，在失败面前不惊慌，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诗。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准确、完整、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知：许多人，甚至那些确已成功的人，没有魅力。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不修边幅，或者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不自知。假如我们的弦外之音，总是传达出比自己的客观水准高得多的自满，或是比真实水平低得多的动摇，那么周遭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吸引人。相反，不是认为我们在恬不知耻地吹牛皮，就是以为我们在假模三道地谦虚。自知意识的得来，一是靠自己冷静地内省，二是靠观察旁人的眼神（千万别相信别人的嘴巴，嘴巴尽管里面是臭的，但外边却很甜）。自知的原则是，使人感到适度。　　　　
　　　　自豪：没有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会看不起自己的遭遇、家庭、未来。许多人之所以缺乏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除了看中个人奋斗之外，常常把他的社会背景扔到了一边。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有着不衰的美好回忆，对家庭充满感激，对爱情和乡土有着自豪，对未来和信仰有着健康的陶醉，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会每时每刻地渗透出活力，这种活力会深深地感染别人。自豪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自持：自持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滔天洪水，有着大畏惧的安详和镇定。从就义者不朽的最后时刻，竞技健将们大赛前的恬静，领袖们大战前的从容，伟人们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依旧沉静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持精神。一个经常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人，很难具有魅力，他缺乏与成熟和稳健相关的自制力。而自持使人感到庄严。　　　　
　　　　自嘲：成熟的人善于用自嘲为自己的困境解围，强大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自嘲不会使人变得低贱，反而会生成大度和诙谐的魅力。它既是良好的自我认识，又宽广的胸襟。自嘲使人感到潇洒。　　　　
　　　　这“四自”离不开构建魅力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会有什么魅力，流氓英雄时而显现出的也只是可爱，一种偏邪的美感。即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假使我们迫使他穿上从厕所里捞出的破棉袄，剃光他的头，再把一手煤灰抹在他脸上，我们知道，这下子他的魅力肯定完了。　　　　
　　　　另外，在使自我感觉得以调整后，我们还需要与环境达成默契，以使魅力得以最后实现。生活中有的人无论在哪一群人中，我们都可以把他们从人群里一眼分辨出来，此所谓“冲破环境线”，它主要取决于内在气质能否透过躯壳和衣着，散发出夺目光芒。他们在任何场合，凡一举手，一投足，所有的言谈话语，全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好地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此所谓“主导社交圈”。实际上，作到这些也并非难事，除却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种种作人方法，只要在社交环境里稍稍把握一下契机，就完全可以拥有这种谈笑风生的魅力。比如，要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给对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要接触对方的目光，显示出我们的自信。要作交谈的中心，但又不时向对方发出诱导性的提问，给受问人以鼓励，而且刺激谈话的继续深入。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及时结束谈话，干脆地道别，做一个让别人留恋的人。当环境气氛围绕自己一段时间并呈现出微微的醉态时，我们要适可而止，别让人们的注意力长久地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免引起嫉妒以及行将产生的过于单调的感觉。　　　　
　　　　魅力是个迷人的东西，它可以在很多时间里左右人们的判断力，为拥有它的人增加更多的支持者。魅力还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李是个慷慨好施的人，但他的恩泽并没有施于每个人的身上，可是由于他有魅力，人们却乐于竟相传诵他的故事，形成口碑。假如这种口碑崇高肃穆，它就有可能传播得旷日持久。伟人们死后仍有人惦念，正是这种无形而巨大的魅力所至。　　　　
　　　　女人的魅力主要表现为美丽，这毋须多谈。“追求美”是女人毕生的职业。我们今天的社区文化并没有多少压抑女性形成魅力的因素，问题大多出在男性上。古去今来，培育男性阳刚之躯和健康心理的养分，变得越来越少。今天的文化已不适合男性心灵的成长，因而比起魅力十足的女性来，有魅力的男性则为数很少。无论是从性别到位的情形上分析，还是从仪表追求上观察，中国男人都不能与中国女人相媲美。以致于一位美国佬曾对我说：“中国的女孩子，嫁给中国男人，亏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在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时，一再疏忽了告诫男人们有挺身而出捍卫生活的义务。纵览中西历史和传说，自古至今，中国的女英雄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环境本末倒置，阴阳颠倒，中国的男人需要补课，但我们无法用雌性文化去滋养出雄性血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世界需要热心肠

　　　　世界需要热心肠　　　　
　　　　一九八七年初，沈阳205路公共汽车站务室，一个遭歹徒追杀而前来求救躲避的青年，被包括站长和共产党书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轰出门外，送进虎口。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青年成了贼人的刀下鬼。　　　　
　　　　同年夏天，在山西长治市，四个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的人，其一不慎溺水，其他三人竭力救助无效。岸上观众超过300人，许多人表示：“不给钱，不帮忙。”当医院主管把2000块钱高高举过头顶时，人群中才涌现出四个雷锋。在打捞上尸体后，四个雷锋先派人把钱点清数够，才把尸首交还。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空军军官、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百余人袖手旁观。最后，这位四次挺身而出勇擒歹徒的侠义军人，失手倒在血泊中，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消失。　　　　
　　　　九十年代之后，这类报导更是不胜枚举。到处是镇关西，鲁达却很少，打赢的鲁达更少。在这个大读武侠小说的时代，恶霸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另一种怪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对弱者十分冷漠，对恶人却献出媚态，显得有些热情，并把这种媚态称之为“侠义”。　　　　
　　　　上海于双戈盗枪杀人案，曾轰动全国。于的女友蒋宣布，要与于生死与共，于的密友徐，慷慨解囊，协助其出逃。案情公开后，蒋和徐受到大批人的赞叹和支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丑恶和强盗微笑，而这微笑并不能为他们换来什么，可他们习惯了这样作。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我没去救助受难者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强盗。这样，他们便可以推托掉行侠的义务。这种人面对贫弱时，却会突然拉长面孔，甚至在其背上狠狠推搡一把，享受一下作主人的快乐。　　　　
　　　　似乎人们是作坏人不合格，才屈就作了好人的。　　　　
　　　　究其根源，侠义观的沦丧有着深刻的原因。　　　　
　　　　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要管闲事，要文明，要忍耐。而教育子女“作一个不可欺辱的好人”的父母，却为数不多，教育孩子“面对欺辱别忘记自己的拳头”的父母，几乎没有（或者又变相为怂恿孩子去欺辱别人）。因此，一个乖张暴戾的少年坏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发现，只要他敢于大打出手，就没人敢出来干涉。那种对坏人绥靖、却严格限制好人的文化氛围，只能造就看客、屈服者、越来越多的恶霸。邪恶抬头的必要条件，正是好人退避三舍。如果环境不过分要求好人们恪守规则，那么坏人也就不会如此容易生存，好人在冲过来的坏人面前，也就不必只是不停地朝天上开枪，浪费子弹，直至被歹徒掰断所有的手指，成为屈辱被杀的“光荣牺牲”者。好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新《刑法》，有了一个可喜的突破。针对六类正在进行中的犯罪，其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无限防卫权”。即，当我们遇到1。行凶、2。杀人、3。抢劫、4。强奸、5。绑架、6。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防卫限度，置罪犯于死地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在坏人拥有太多自由的时候，侠义救助便使“多管闲事”和“没事找死”之间离得更近。“歹徒是带刀的，而我们却没有”，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最初讨论《持枪法草案》时的论点——不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只允许罪犯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