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2-风起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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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　　　　
　　　　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　　　　
　　　　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现代化进程。　　　　
　　　　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比如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曼殊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　　　　
　　　　其他如觚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在《菽园赘谈》中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受时代风尚的影响，除大量与先前内容、形式基本相同的评点、评论、诗词外，这一时期人们对《红楼梦》的观照角度和表述方式与以往相比，已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评论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和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受严峻政治形势的触动，人们更多地从政治、伦理等角度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解读《红楼梦》，强调《红楼梦》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社会文化功能，着重挖掘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对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略了。这也是当时解读文学作品普遍采用的一个视角，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从当时人们对《红楼梦》这部作品分类归属的确认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天生（王钟麒）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称《红楼梦》为“社会小说”、“种族小说”和“哀情小说”，侠人则在《小说丛话》一文中称《红楼梦》为“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叫法虽然有别，但着眼点和看法则大体相同。天生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一文中甚至进而提出“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　　　　
　　　　基于这种时代色彩极浓的阅读视角，自然能从作品中读出与先前批点家截然不同的种种新意来，如陈蜕庵在《列〈石头记〉于子部说》一文就认为：　　　　
　　　　（《红楼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话虽说得有些夸张，但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再如海鸣在《古今小说评林》一文中亦认为“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显然，先前的评点家们是不会提出这一观点的，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这种社会历史角度的解读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不乏回应者，成为解读《红楼梦》的一个较为常见的视角，比如，毛泽东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待《红楼梦》的。对其利弊不可一概而论，需作具体分析。　　　　
　　　　其次，人们喜欢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红楼梦》的新视角，那就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这一时期的评论者们多喜欢自觉不自觉地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尽管许多比较只是留于表面，还缺乏深度，但毕竟是个可贵的开始和尝试。先前的评点家们在评论《红楼梦》时，也采用过比较的方法，但只是局限于纵向的比较，将《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如《西厢记》、《邯郸梦》、才子佳人小说等进行比较。　　　　
　　　　横向角度的引入使人们对《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在西方小说及文学观点不断传入国内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立足本土文学来观照异域作品。比如当时有个叫松岑的在《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就将影响甚大的翻译小说《茶花女遗事》比作“外国《红楼梦》”。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时，在《孝女耐儿传序》等文中，也时常以中国小说来作比照，古代小说在这里是作为批评者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反过来，人们也会借助异域文学来反观本土作品，比如有人将《红楼梦》与《民约论》、《浮士德》进行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否妥当，评论者们从此多了一种观照的视角，这是毫无疑问的。东西方文学互为镜像，各自的特点得到彰显。　　　　
　　　　再次，基本思路、表述方式和刊布流传渠道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只言片语逐渐向现代论文形式过渡，文章的篇幅加长，谈论方式也从以前的印象式评述转向系统严密的推理论证，论说的色彩增加，逻辑日渐严密。表述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学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层变迁，这一变化后来得到学术制度的保障，成为主流，而以评点为代表的传统小说批评则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后虽时有出现，但已难居主流，不成气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一篇具有此类性质的红学论文，也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文学研究论文，具有开创意义。同时，这一时期的评红文章大多发表在各类报刊上，较之先前的手工刊印速度要快得多，与读者交流更为方便直接，容易营造一种评论的声势或氛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索隐派红学正式发展成型的时期，从以前片言只语的简单猜测向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发展，并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索隐派红学著作，对后来的红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索隐式研究代表着人们解读《红楼梦》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一条思路。从此，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历经打击而不衰，表现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从索隐派的产生演进可以反观中国人独特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石破天惊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代表着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的转变。这篇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同时又显露出作者独特的学术个性。　　　　
　　　　该文于1904年6月至8月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当时王国维正沉迷于叔本华哲学，他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共鸣，于是便进行了以西方哲学理论观照中国小说的可贵尝试。此时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期，即由哲学探讨转入文学研究的时期。以《红楼梦评论》为契机，他转入对词曲的研究，《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相继面世。其卓然不俗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可惜随着家国形势的变化，王国维后来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文学再转入史学，其文学研究就此戛然而止，否则，以其深厚的学养和过人的见识，在文学研究上本可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的。人生本来就是带着缺憾的，生命短暂，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你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成就，也就意味着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放弃。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其中的“美术”相当于当下通常所说的“文学艺术”。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并结合老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其理论前提是这样的：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人生充满欲望，欲望无法满足，因此注定要陷入痛苦。这样一来，只有美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这是解脱苦痛的一剂良方。美术又有优美、壮美和眩惑之分。在王国维看来，真正能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的标准者只有《红楼梦》这部优秀的小说。　　　　
　　　　基于这一前提，他提出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正所谓苦恼都是自找的，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　　　　
　　　　三、《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是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作品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四、《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　　　　
　　　　五、“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也正是为此，作者给《红楼梦》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　　　　
　　　　总的来看，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说理透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和《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从表述方式上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