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

拿菜刀、斧头为凶器的唐山“菜刀队”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仅仅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横行于唐山多少年的恶势力一网打尽。其中枪毙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还当地群众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地决定》。将杀人、强Jian、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处死刑。对杀人、强Jian、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诉法》第110规定的期限地限制，并将其上诉期限改为三日。
　　这两个决定，迅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签发全国。宣布从颁发之日公布施行。
　　《人民日报》迅速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文章“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红旗》分别于一九八三年十七期、十八期发表“发挥专政职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政治领域中的严重敌对斗争”的评论员文章。
　　全国各地地各种媒体，纷纷以首要位置。报道全国各地的“严打”战果。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人心。
　　半年多后，吴永成在市司法局曾遇到一位八三年刚参加工作、就遇到“严打”战役地大学生李伟。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大学生。所以谈起以前的事情，也就没有多少顾忌。
　　据李伟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报道以后的十天吧，局里就通知全体人员参加全市召开的大会。会议传达了刚刚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文件。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部署‘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七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地第一战役’。
　　动员会后，公安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根据大量积案，进行了摸底排查工作。
　　除了已经抓获的暴力犯罪、可能外逃的人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对其他人犯，都集中在八月十八日晚上集中搜捕。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司法局的全体同志，按时来到了事先指定的集合地点。参战人员以公安干警为主，法院检察院地干警，司法局的干部、工厂地保卫科人员、民兵联防队员，都是辅助人员。跟随公安干警行动。
　　晚上七点钟，全体参战人员集中点名。作战前动员，然后按照已经分好的小组布置具体任务。每个小组都由公安干警带队和负责。我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刘新带队的小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地老公安了。
　　行动开始后，每到一处。刘新就派人对房前屋后、巷道窗口进行堵截。
　　有个人派我屋后去蹲点，刘新说：‘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干过这些粗活，不要安排他。’
　　所以，我就是跟着他跑来跑去，从省体委宿舍、电力宿舍，到桃园街。抓一个、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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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负责搜捕的几个对象，在家的，没有任何反抗，老刘一句“听话，按规矩来”，就被捆走或者跟着我们走了。不在家的那一个，三个小时后，他爸爸妈妈和舅舅按照我们的要求，将他送来了。
　　于是，我们这个组，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来回三、五趟，跑来跑去的，辛苦都无所谓，就是口渴得难受。”
　　吴永成听了深有同感，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赶上参加这种大行动，一个是紧张，一个是劳累，哪能不感到口渴呢？那个时候，街上可没有什么矿泉水、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卖，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被搜捕人员的家里要水喝吧？！更何况，这可是也涉及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哪！有人给你告一阴状，那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事情。
　　李伟接着说：“口渴也只能忍着啊！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就趁押送被抓的人员回柴油机厂的机会，暴饮上一大杯凉茶水，那个痛快呀。
　　半夜时分，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柴油机厂时，被搜捕的对象，差不多也都归案了。
　　偌大的车间，关满了被搜捕人员。一个个蹲在地上，稍微有点动静，车间里不时就有‘谁不听话，就索他一绳子’的声音响起。所以。一个个都不敢乱说乱动。那可不是吓唬他们，有一个人脚麻得实在受不了啦，再加上情绪也有些反常，大喊大闹起来。马上
　　助看守的柴油机厂的民兵们过去，一绳子捆了个‘老
　　到了半夜三点钟左右，押送犯罪嫌疑人地东风大汽车到了。那些被抓回来的人。一个个被押上车，送往XXX的审查站。汽车一出门，上了五一大道。车灯连绵数里，望不到尽头，蔚为壮观，颇有战争年代的味道。
　　这种景象，参战干警没有见过，被搜捕人员也没有见过。和我同车地刘新就感慨地说：‘这几年，经常是被搜捕对象比我们警察多，人都抓住了。就是带不回来。我们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还是第一回。’
　　吴永成，你知道吗？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地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就有‘注销本人城市户口。劳教期满或刑满后一律或一般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的规定。而这一次‘严打’地宣传工作开展后。社会上的传言就走了样。所以，在汽车上，被搜捕的人员心里就更加发慌了。
　　不时有人问道：‘干部。是不是要将我们送到新疆去？……干部，去新疆前，我和家里人还能不能见一面？……干部，我那点事，不是处理完了嘛？’还有的，在半道上吓得就跳车了。当然他也没跑远，就被后面的人追上去抓住，又补了一绳子，还是捆得咝牙咧嘴的那种五花大绑，结实着哪！
　　几经周折，到了审查站里，***通明，挤满了人。那里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被搜捕的对象，逐个地检查登记。那么多人，够看守所地那些干警们忙几天的。
　　当我们交接完毕，回到市内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6点了。”
　　吴永成听着点点头行动结束后，他们那一伙人也和省委地领导们一样，从那个秘密地方出来了。
　　这就是一九八三年严打斗争中，全国统一部署的、著名地八。一八行动（有少数地方是八。一七行动，最早的是八。一三行动）。
　　吴永成有些感慨：当时“严打”的声势已经很大了，搜捕工作能够进行地如此顺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啊！
　　或许嫌疑人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愿意认罪伏法；也或许是一些嫌疑人还抱着些许幻想、认为自己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这部分人还不少）；或许那个时候、晚上还没有这么多消费场所，或许那个时候出门在外还需要粮票、出差证明……
　　反正，不管怎么说，换到现在，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好的效果。
　　通过紧急行动，该抓捕的人现在已经抓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该集中会审、办案了。
　　这个程序，吴永成曾经在一个收审点上见过。那也就是在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有分别来自公、检、法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公安部门有预审科付科长、派出所所长带队，检察院有起诉科长带队，法院有刑庭庭长带队。各部门都有人负责，力量很强大，还有一些来自企业和街办的借调人员。具体工作，就是将八。一八大搜捕抓获的的“人犯”迅速处理。其职。有问题现场办公解决。这就是那个年代盛行的公检法联合办公。根本不像后来似的，公安先侦察、然后送检察院、最后提起公诉上法院，摆个审判厅，有律师为被告有板有眼地辩护。特殊时期嘛，这些从简了！
　　初期阶段，基本上每晚都要开碰头会，通报情况，解决问题。组织学习中央下发的一些关于“严打”的文件精神。随后就开始工作。
　　“八。一八”行动被搜捕的人员，大多数都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对象。所以，报捕工作是第一步。
　　由于案件的主要证据材料，在“八。一八”行动前，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补充一些有关身份、家庭住所的证明，有无前科的材料，然后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批准）。既然前期的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么到了这一阶段，主要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公、检、法现在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工作效率就明显提高，以前一个案件的移送，可能需要中途旅行半个月，而此时半小时就足够了。
　　紧接着就是提审、挖余罪。由于抓的人太多，工作人员不够，原来本应该两个人提审，现在就只能是一个人独自提审（有时这个人也可能是临时借调来的）、签两个人的名字。看守所、收审站由于办公地点不够，有时候就只能是几个案子、十几个人犯在一个房间里审问，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保密措施了（不过，被抓的人犯连自己的死活也顾不过来，也就没有什么心情去偷听别人的案情了）。
　　然后，法院方面根据检察机关送过来的起诉书，对犯罪分子进行“从快、从重、从严”的判决。在严打期间，并没有律师为犯罪分子辩护一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此次开展严打斗争，暂停刑事辩），不过，是暂时不搞。严打结束之后，再恢复律师刑事辩护工作。
　　而后“东北二王”在南下逃亡中被击毙，打响了我国境内反黑战斗的第一枪，把这次“严打”战役推向了高潮。。。。。。
　　第三卷　崛起　第十六章　好事多磨
　　日的大雨，像厚厚的纱幕，笼罩着J省的省会L市。
　　烟雨迷茫中，这座城市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落着，又像是在缓缓地不易觉察地一点点移动着。在满天铅灰色阴云中透出的暗淡天光下，可以看见那高高低低的、楼群模糊的灰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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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永成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子跟前，望着外面那望不穿的雨幕，沉思着：通过一九八三年开展的这场“严打”，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严打的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依法从重从快的观点；要稳，要准的观点；死刑核准权下放的观点；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严打必须长期进行的观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观点。
　　说到底，一九八三年开展的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使一大批久拖未决的大案要案得以解决，使刑事犯罪快速上升的形势得到了控制，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被迅速扭转，极大地震摄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然而，作为一个穿越者，吴永成清楚地知道：一九八三年的“严打”后，刑事发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一九八六年就开始持续上升。一九九六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一九九六年第二次“严打”后，一九九七年刑事案件下降，但一九九八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二OOO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出刑事发案率又出现反弹的怪圈。
　　后来二十多年“严打”斗争的历程说明，“严打”可以给社会带来暂时性的稳定，至今却没有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从总体效果上讲。“严打”斗争也不尽如人意。期望在两三年内，通过几个战役，迅速扭转社会治安混乱、被动局面地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
　　那这个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吴永成也试着去寻找答案。
　　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按理说。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他来费尽心思瞎琢磨，他主要关心地就是怎么才能在尽短的时间内，通过合法的渠道。把农民地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你想干这些事情。无疑于痴人说梦——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打打杀杀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利于发展地空间吗？谁富了，人家就抢谁、杀谁，你还敢有富起来的念头？？
　　他抱着这个疑惑，走访了省里的一些有名望的法律界的名人、学者们，结合自己前生分管综治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八十年代初，我们的这个国家才开始依法制国（注意：当时的提法是依法制国，还不是依法治国），法治地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了从游击战到大兵团作战的武装斗争经验。在新中国建立后，积累了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