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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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小媒体，各个记者站的上面都有主管部门，设站时也是经过省里有关部门批准的，他们拿着批准手续到市委宣传部履行审核、登记注册手续，然后由宣传部统一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公示，以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过的记者站因有了合法的地位，平素市里一些需要报道的会议和比较大点的活动，无论和这些媒体有没有关系，不管记者们喜欢不喜欢参加，宣传部总要通知他们。而到了过记者节、新年、春节之类的大节日时，市委、市政府也把记者站全体驻站记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搞个联欢会，领导亲自出面请大家吃顿饭，饭后再发几件礼品一张购物卡什么的，其目的很是明确，就是通过联络感情，得到大家只帮忙不添乱、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目的。
记者站里也有极个别不符合条件而自设的站，比如毗邻省的一个财大气粗的市级晨报，便在海山常驻有三名记者。按理来说，都是同一级别的地级市，因为他们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使晨报在附近几个省区有点影响，便忘乎所以地到处派记者驻站，还时不时地以找岔子为主进行舆论监督，实在有点欺人太甚的意思。晨报可能知道自己的地位，便不敢贸然到省委宣传部去申请有关驻站的手续，只是派三个持有记者证件的、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愣头青”驻在海山。按照新闻管理的有关规定，凡是持有记者证的人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采访报道，既然全国都随便可以采访，更别说一个小小的海山了。所以，只要他们不公开挂出记者站的招牌，市委宣传部对晨报这样无合法驻站手续的记者也奈何不得。在如今人口大流动的时代里，民工们都能走南闯北满世界里飞，更别说是记者了，总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设立记者站，就不容许他们住在海山，就限制他们个人的采访自由吧！
驻海山的二十多个记者站里，除了省报、省电视台等少数几个记者站人员的工资全额由记者所在的单位发放外，对于大多数媒体的记者而言，所属媒体只给他们配发证件（有的证件上只盖本媒体的钢印，而没有新闻出版署的印章），且在拿证件时还要给媒体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至于工资及差旅费、录音机、照相机使用的胶卷等等，媒体可是一分钱不管。仅仅一分不给还算待遇好点的，更有一些媒体在招聘驻站记者时说得很明确，写稿任务没有硬性指标，但发行、创收、广告任务，可是板上钉钉子，明明白白的，这样的合同里通篇都是一个钱字，弄不来钱的就是完不成任务，立即解除合同马上滚蛋。只要能搞来钱，媒体和记者可是互惠互利，而且随着基数的增加，记者提成的比例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这样政策鼓励下，造就了这些记者站为了生存而比学赶帮地拉广告、搞创收，用稿进行财物交易、以稿来谋取私利，如此，叫他们采访时体现新闻公正，不去想钱找钱，那可是“西方出了绿太阳”的奇怪事情。
第七章 记者站长杨阳
在海山的所有记者站里，财大气粗的当属杨阳领导的《劳动者之家报》记者站。当初设站时他们的定位是：吸纳经济富有人员加盟，形成队伍强大、财力雄厚的记者站，以便早日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赢。按照这个方针，招聘来的富人记者在加盟时，都自备有或是日本或是德国制造的“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还有几个小老板带来了小车加盟，这些车当然上不了档次，多是三四千元买来的二手三手“奥拓”微型车，也有夏利和富康，但这些装备一出现便使该站显得气势不凡。这些出门拎着“长枪短炮”驾驶小车的《劳动者之家报》的记者们以无冕之王而自居，走到哪里都颐指气使的，气势扎得很硬。人硬起来破车也跟着皮硬，虽说这些破车没有车牌户口，理应只有偷偷摸摸地在乡村田野上跑的份，可因为它的主人是记者，它们便也跟着张狂起来，挡风玻璃处插入一个“《劳动者之家报》新闻采访专用车”的铜牌，在海山的地盘上横冲直撞、畅通无阻，连执勤的交通警察、征稽处的车管人员老远看见这块金光闪闪的记者招牌便半睁着眼睛不敢搭理。之所以这样，他们知道哪天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有点小把柄犯在记者手里，就酿成了吃不了兜着走的大祸啊！而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井水犯河水那是胡整。
对于《劳动者之家报》的德行，其他驻站记者起先骂他们是“土狗扎得洋狗势”，败坏记者的名誉。然而时间一长，特别是当他们自己也有车后，感觉到在必要的时候这势也得扎，不说别的，有了新闻采访的招牌，连上了国道正常的过桥费用都能得到免除。
其实，《劳动者之家报》是与海山相邻省的一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办的报纸，其级别和档次是“麻绳提豆腐——实在提不起”的事情，由于是外行办报加之经营不善，创办五年时间竟亏损了近千万。到九十年代初期，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兼并了报纸，注入新的资金，立即进行改版，按照报社重金聘请的顾问团各路高手的意见，为了贴近劳动大众，报名由以前的《劳动者报》更名为《劳动者之家报》，个体行业性质的报纸随之改为都市类报纸。改版后的这份报纸口气颇大，定位的口号是：管劳动者的大小事，给劳动者一个温暖的家，给都市人一份可口的餐。宣称要立足北方，走向全国，准备和已红遍全国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纸决一雌雄。读者翻开报纸后的第一感觉是，办报人好像根本就不管劳动者的事情，而是时刻在盼望着天下大乱，今天这里发生的爆炸事件，明天那里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永远是这份报纸爆炒的原料，编辑记者们总是喜滋滋地炒得不亦乐乎。炒来炒去的时间长了，这份报纸在北方地区真还有了点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贫困的海山市因为探明的矿藏越来越多，逐步迈入资源开发的时期，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客商开始大量云集海山，大家憋足劲准备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这个时期，《劳动者之家报》设在省里的记者站看好这里未来的市场，他们连忙给报社打报告，建议应抓住机遇抢夺市场，尽快设立省记者站海山分站。报告批准后，因为海山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贫困落后，省记者站里没人愿意下来当这个分站的站长，于是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启事。谁知启示一出便吸引了大批趋之若鹜的应聘者，等到正式开始招聘时，报名者足足有五百多人。面对如此强劲的后备力量，本已在省城各媒体泡了多年、成为新闻“油子”的省记者站何站长数着不菲的考试报名费喜上眉梢，倍感这个事业前途无量。等招聘工作到了笔试、面试三轮后，那些新闻学院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甚至连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一个都没入围，留下的几名全是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经营头脑的人员。到最后的时刻，千呼万唤的站长人选尘埃落地，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街头闲人，靠过去人们常说的“投机倒把”行当赚了几个钱。据说，他之所以在最后一轮中脱颖而出，靠的便是胆大一条。当时，四名候选人拿到的题目是：假如报社给你创造一切条件（包括发记者证、提供发票和足够的版面等），你要是当站长后一年能给报社上交多少利润？现在一次性最多能拿出多少站长保证金？看着题目，这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乡村小学没上过一天班的海山人杨阳，虽说兜里只有靠倒卖小杂粮积攒的10万元积蓄，可凭着他的胆大，竟然给出的答案是“一年上交50万元的利润和一次性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海山记者站长的职位。
买得了职位的杨阳颇有头脑，他并不急于上任，而是不顾何站长要他尽快进入岗位的催促，继续留在省城，十分虚心地跟着何站长实习。凭靠着前几年倒粮闯荡商场的精明，他发现做记者其实一点不难，比如所有写的文章都是“倒金字塔”式的那一套完整模式，导语几句概括，内容随便展开，后面再加一句比如“此案正在调查中”的模糊总结，一条消息报道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即使在稿子里出现错别字、语病或者是更大的问题，都有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围绕基本的新闻事实逐字逐句地修改，替记者擦屁股，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他有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要当好记者必须有霸气，但这种霸气不同于领导的那种霸气，领导的霸气是颐指气使、不容质疑的，记者的霸气却是盛气凌人中的趾高气扬和咄咄逼人，他相信自己天生便已具备这样的霸气，绝对是当记者的一块璞玉浑金，只要稍微进行修饰雕刻，一定可以绚丽多彩，价值连城。
杨阳在实习中接到群众投诉说，一个派出所强行向辖区群众每户征收20元安全费，当拒交的群众到所里质询时，派出所干警竟以干扰执行公务为由给这几名群众戴上了手铐，并带回所里去“洗脑”。警察后来要打开手铐时遭到他们的齐心抵抗，说这手铐好戴难摘。警察用鼻孔“哼”了两声，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并要求他们写下悔过书，谁拒绝写则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统统给予行政拘留。一听要拘留，这些老实巴交的群众害怕了，都按照派出所的要求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可当走出派出所后，大家的胆子又正了，互相一碰头，感到在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己的事情比窦娥还要冤枉，一合计便写了材料给媒体举报。《劳动者之家报》接到举报后，何站长亲自上手，带着杨阳来到了派出所采访，语速很慢的何站长先是拿出记者证，公事公办地请派出所所长过目，然后询问是否有违法给群众戴手铐一事。见所长再三否认，他煞有介事地把杨阳隆重推出，介绍说报社对这起事件十分关注，专门从总社抽调出特派记者杨主任介入，准备进行跟踪报道，以配合全国公安系统的大整顿。被称为主任的杨阳紧张得不知所措，所以就啥话也不说，可他的不说话在所长看来那是城府很深，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采访完大家分手时，所长打问杨主任的住址，何站长随口便说出派出所附近一个著名的四星级酒店，然后扬长离去。出了门，杨阳还在紧张地擦汗，何站长却笑嘻嘻地真把车开到了那所酒店。原来，他早已登记好房间，等待鱼儿来咬钩。过了一个多小时，《都市报》政法部主任把电话打来，询问何站长在哪里，主任说这个派出所是全省评选出的明星派出所，多年来工作很不错的，这次的事情属于偶然，目前所里立即进行了整改，还给当事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主任最后说所长是他的老朋友，请何站长高抬贵手，给杨主任和报社做点工作，人家也不会亏待大家的。何站长心照不宣地打了几句哈哈，表态说给杨主任做工作倒是可以，不过，解铃还得系铃人。主任说那是自然的事情，所里会出面的。电话挂了刚一会儿，他们的门铃响了，所长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