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诞生在上海的两年后，海山便出现了罕见的共产党组织，在这个北方地区很快闹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还发生过一起海山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彩重笔。红色的步履自然催生了红色文化的发展，当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到海山后，很快便应运而生地出现了手抄版的《红色海山报》，这份小报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走过了辉煌。全国解放后，《红色海山报》改为周三刊的《海山报》，成为隶属于海山地委的机关报。到了文革，《海山报》乘着革命委员会大肆成立的东风顺应着潮流又改为《海山战斗报》，成为文攻武卫摇旗呐喊的工具。经过改名、停刊、复刊和改名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演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有了现在的《海山日报》。

　　《海山日报》同万物一样总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起先成为日报时，也仅仅是四开四版每周出版六张的“小日报”，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为对开四版的大日报。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海山日报》才定型为现在这样对开八版每天都出版的彩色报纸。由于海山地处革命老区，更重要的是报社早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鼓过、呼过、呐喊过，所以中央对口的新闻单位也把资助的目光聚焦到这里，今天是新华社送二十台电脑，明天人民日报社支持一套电子排版系统，后天经济日报社赠一台高级进口印刷机……这样资助武装的结果使海山报社的设备在全省地市级报社里成为老大，仅看每天的八个彩版足令同行们纷纷羡慕咂舌的。

　　《海山日报》尽管包装豪华，但读起来却味同嚼蜡，像每天的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样，《海山日报》更像一台高级复印机，每天把党中央、省委以及市委的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受众，而不管这些受众是不是已经早从快捷的“新闻联播”、“本省新闻”以及其他报纸和互联网等途径获得了。该报除了传递上级重要的指示精神这样的功能以外，便是发布市委、市政府的动态性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对市领导的日常动态报道自然最多，今天这个书记到农村看望贫困户，明天那个副市长检查春耕生产，后天纪检委书记到县里召开党员大会，亲自讲反腐败的重要意义，再不就是那几个效益颇好的企业的经验介绍或者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整天都刊登这样的信息，报纸的可读性可想而知。

　　《海山日报》一成不变的办报方法对于各级官员来说不但早已司空见惯而且还挺喜欢和重视，官员们在读报时更多的聚焦点是关于自己的报道，从这篇反映和贫困户一起过年的消息中，看记者是否抓住了自己亲手和群众包饺子的细节；那张慰问残疾人的新闻照片有没有展现自己掏出钱的那一动人瞬间。官员的感悟也仅仅属于他们的孤芳自赏，一般老百姓对此都是一副“马王爷不管驴的事”的态度。很早的时候，老百姓对报纸投入的热情已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需要，《海山报》也和全国其他报纸一样，是编辑记者热编写、普通读者热阅读，高潮是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之后《海山报》的号外在街头满天飞散，创造了日印刷二十万份的历史纪录。当时的高潮是属于盲目崇拜、不长脑子的高潮，当政治的狂啸过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人们发热的头脑得到了冷却，再经过这些年风风雨雨的前进历程，大多数读者对海山市的这份党报也由长期的失望转向了麻木不仁。当然，麻木也有另外的原因，面对地球上如此多的资讯来源，本已就对政治没多少兴趣的百姓们在享受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同时，已承载不了从各种渠道充塞来的新闻信息了，早已看惯了美女，要叫他们再接受《海山日报》上常年刊登的几个领导的老面孔和一些老生常谈的说辞，去接受那些“打手电筒式”、“摆土豆式”、“喊口号式”、“做文章式”、“吹气球式”等一类的文章，实在是强人所难的事情，特别是一些领导和“成功”企业家们花里胡哨的所谓的理论文章更是看不得。照抄、照搬、照套成为这些文章传染上的通病，有人嘲笑这样的文章也就只有三个读者，一是作者本人，二是报社编辑，三便是报纸校对了。随着人们对理论文章没理论、先进人物不先进、经济典型无典型而进行的讨伐，一些明智的文章炮制者们也与时俱进，开始创新，写作前召集各方秀才和秘书班子认真开会研究，集思广益地精心寻找角度，几经折腾提炼核心，到了具体写时苦心剪裁内容，文字刻意润色，既有“四六句”也有百分比，念着上口听起来热闹，说起国际国内问题是夸夸而谈，说到真正内容读者仍然似曾相识。即使是这样苦心炮制出来的文章读者也不会买账。当然，这样的文章其醉翁之意也不在文章上，本就不是给读者们看的，而是“孔雀开屏”地呈现给市里领导展示，其目的则不言而喻了。

　　不管社会上对《海山日报》的评价如何，作为市委机关报社的职员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还是普遍满意，起码说这样的报纸办起来省心啊！工资虽没有大的起伏变化，但也像党政事业单位那样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虽说海山市连吃饭财政都算不上，每年至少要省里拿出五个多亿进行补贴，能讨来钱就很不错了，在你花我花大家花的“大锅饭”里，报社搭上贫困财政的车跟着机关干部们共同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记者们有稳定的工资，又没有啥具体的采访任务，平日里随便采访时还能海吃大喝一通，有时候再稍带搞些地方土特产、会议纪念品什么的，总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呀！

　　海山日报社不小，仅属于干部编制的编辑记者就有近二百来人，大家齐聚在一座十层高的新闻大厦里，办这张主要刊登大块头文章甚至整版文章的报纸，只画几条直线则把一个版样搞定，这简直和玩耍没啥区别。由于长期没有什么量化指标来具体衡量工作，所以在更多的时间里大家呆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办公室“谈谈青春、拉拉人生”，时间长了真叫大家养尊处优起来，一个个肥头大耳，挺着将军肚，有几个记者的身材甚至比市上领导都显得富态。一次，报社四大胖子之一老苗跟随市长下乡采访，当地农民比划着一行人的肚子后确信老苗肯定是市长，他们便一窝蜂地拥上来，把他围个水泄不通，纷纷反映这里农业负担过重的事情。老苗越是连连摆手解释就“越描越黑”，农民更加生气，甚至有人开始咒骂起来，情急中，他掏出从来也没有用过的记者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此时市长的车早已跑得连后面的黄尘都看不见了。还有一次报社组织大家到一个革命历史遗址接受传统教育，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大巴车的轮胎爆了三次，后来司机硬说这车人都是胖子，是车载超重了才把轮胎压爆裂的，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加了两百块钱了事。

　　编辑记者还是有忙活的时候，那便是每年第十二个月份里的报纸征订。其实早在七八月份，《海山日报》便大方地拿出版面陆续开始了新年度征订工作的预演，等到国庆节一过，先是以市委的名义召开党报党刊征订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每年都是老套路，先是宣传部领导做动员讲话，分配征订任务，接着对头年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最后由市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做重要讲话，千篇一律地强调要站在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高度，确保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对完不成任务的县区要进行严厉惩罚云云。这样的会议历来开起来都是其乐融融的，几十分钟的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兴高采烈地领取由报社购买的高级纪念品，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更是笑吟吟忙着不停地领取早就属于他们的奖金。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从来都是各县区的宣传部和部里的人员，因为身处发行一线的他们是具体征订的实践者，上级的发行任务都要通过他们层层分配下发，然后又是他们跑邮局统计进度，了解发行中的具体情况，如发现问题要和报社及时通报，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来应对。当然，报社也不是傻子，报社在给报刊定价时，早已把邮局的发行费和宣传部门的奖金统统核算进去，只是到了来年十月就像金色的大地一样才叫这些基层宣传人员进入到收获的时节。奖金一拿到，纪念品刚领取，各路发行人员便都笑逐颜开地敞开喉咙喝一场开心酒，懵里懵懂中只要有人起哄，腰包里有票子挺腰的受奖者便大方地请市里的同行们到歌厅里潇洒一回，再喝一阵子唱一阵子，玩几个新花样，等到彻底的放松过后，又投入到年复一年的征订工作中。

　　每年的正式征订海山日报社是按照全市每百人订一份报纸计划下达任务的。算出了总数，再按照人头分摊给记者部、经济部、农村部、编报部等报社各个部门进行发行总承包。而领到任务的各部门又把编辑记者们分成若干个小组，轮番驻扎在包干的县区现场督促订报，当然所谓的督促也不至于拿着订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挨门逐户地去征订，也就是把县委书记、县长们看紧了，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凑到领导跟前进行一些感情交流，在交流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采访这些县今年的工作成绩和来年的发展思路以及经济大局，遇到县领导主动提出要求对县里部分或者整体工作进行报道，记者们更是乐此不疲地积极配合，为了发行顺利，即使是芝麻大的新闻，拿回报社兴许也能发个二版、三版的头条。总编心里有着通盘考虑，每年各县区上重要位置的稿子数量要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来定，经济发展差不多的县区稿子要相差不大，而在征订的这段时间，给每个县区至少要上一两个头版头条予以平衡。

　　关系归关系，跑动归跑动，平衡归平衡，其实每年的报纸征订任务都是先紧后松，等到年底便都能轻松地完成，即使个别县工作有些松劲，征订略微难以推动的话，报社也有他们的非常举措。比如有一年，全市遭遇了数十年以来最大的旱灾，而海山的这些县支撑财政收入的主要是来自于农业税收，面对特大干旱农业税自然是一个大泡影了。在大家都像长颈鹿般伸起脖子等待中央、省民政方面救济的时候，也正是报纸发行工作的开始。为受灾群众平安越冬而焦急万分的县领导们工作很是繁忙，记者连他们的面也见不上，自然导致报纸征订工作出现全面停滞。情急中，仇平稳向市委宣传部长说，如果不请市委书记出面，今年的党报党刊征订任务一定会落空。宣传部长也为完不成省报征订任务而受到省委宣传部的两次批评，便硬着头皮找市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一听马上批评了这种轻视党报党刊的错误倾向，他亲笔给各县主要领导写信，指出这个倾向的严重性，要求大家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订阅党报党刊。次日，市委办公室以信函的形式下发了书记的公开信，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三天时间便创纪录地完成了征订任务。这些县区既花了钱就主动找到报社，纷纷要求重点报道他们“天大旱，人大干”、“老天无情党有情”、“团结一心战旱魔”的工作，《海山日报》当然是义不容辞地积极配合，除了动态性的消息报道，还设立了“冬走农村”专栏，组织报社的精兵强将深入到基层广泛宣传各县区救灾的新经验。仇平稳亲自撰写文章，连续刊发了多篇号召群众树立战胜旱魔的必胜信心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看到这种火热的新局面，市委书记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也亲自撰写了两篇鼓舞全市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树立信心、积极进行生产自救的文章，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年底一算账，报纸发行量创造了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八万份大关。

　　次年，这位写信订报的市委书记升职到省里去后，各地订报工作又出现了疲软的状况。找新书记写信的做法显然已不可再用，仇平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外找到了一个新的发行窍门。早在初夏时分，他便专门抽出两个记者有事没事地泡在市财政局，和该局有关的新闻比如财税完成情况、季度财政状况分析或者是财政工作会议自然发在头版头条，甚至该局庆“三八”、过“五四”、职工进行书法绘画和拔河比赛也都屡屡出现在《海山日报》上。有一次，两位记者多时没有寻到财政局的新闻，为了完成任务便把该局给职工全体注射乙肝疫苗的事情也写成新闻进行报道，稿子虽然仅两百多字但依然出现在次日报纸的头版上。屡屡看到这样的报道，市里其它部门的头头们